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八年抗战序幕，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胜利钟声，这些老照片如一幅幅血染的风卷残云，定格了无数中国军民在炮火中的坚韧与牺牲。

1942年，晋察冀边区，河北省平山县一位名叫刘汉兴的年轻村民志愿参军时的出征仪式。

照片中，刘汉兴骑在驴上，胸前佩戴大红花，表情严肃而坚定，身后和周围是送行的村民们，许多人手持旗帜、穿着棉衣和头巾，队伍沿狭窄的村巷前进。

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艰苦时期，日军对华北根据地实施残酷“三光政策”和“大扫荡”，边区军民伤亡惨重，物资极度匮乏。为粉碎日军“囚笼政策”、巩固根据地并扩大八路军力量，晋察冀边区广泛开展征兵动员，强调“参军光荣”“保家卫国”，许多村庄举行隆重出征仪式，村民自发送红花、旗帜和锣鼓，父母妻儿含泪相送。

1937年7月8日，北京宛平县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约20-30名士兵正全速奔跑应战，步伐急促、尘土飞扬，表情坚毅。队伍从城门洞方向冲出，向卢沟桥或永定河方向疾进。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以“演习中一兵失踪”为借口，向卢沟桥中国守军挑衅并开火。第二十九军219团（团长吉星文）奋起还击，坚守桥头。8日清晨，战事扩大，日军增兵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从城内紧急出动增援，双方在卢沟桥东端与永定河两岸展开激烈争夺。

照片捕捉的正是守军从宛平城内奔赴前线的关键一刻——他们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机械化进攻，击退多次冲锋，直至7月9日短暂停火。

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永定河桥）东端宛平县城城门附近，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两名士兵，警戒地守卫在著名的“卢沟晓月”石碑旁。碑亭为八角石亭，亭顶雕饰精美，碑身正面大字清晰可见“盧溝曉月”，为明代天启年间所立，是燕京八景之一。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华北驻屯军以“一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第37师219团（团长吉星文）严辞拒绝。日军随即炮轰宛平城，并向卢沟桥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与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开始。

1938年初，武汉三镇举行的盛大阅兵式暨群众游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同时鼓舞全民抗战士气。

照片中，宽阔街道上军乐队在前导奏，队伍高举多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抬着两幅巨幅孙中山画像，街道两侧楼房挂满横幅，阳台上、屋顶上站满观看群众，人山人海，气氛热烈庄严。

此时，日军尚未全面进攻武汉，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大捷，全国抗战士气高涨。1938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日，武汉当局特组织大规模阅兵与群众游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与湖北省政府联合举办，参加者包括中央军、桂军、川军等各部部队，以及学生、工人、市民代表，总人数达数十万。

1941年5月，侵华日军在中条山战役结束后，将大批被俘的中国军人押解至北平附近监狱。

照片中，一长列中国俘虏身着破损军服、头戴军帽或草帽，俘虏多为青壮年男性，衣衫褴褛、疲惫不堪，许多人双手被绑或置于身后，表情麻木。低头行进在华北乡村土路上，队伍绵延数百人，前后有日军士兵持枪押送、警戒。

1941年5月7日至27日，日军华北方面集结约10-20万兵力，在飞机、坦克、重炮支援下，对山西南部中条山地区发动“中原会战”。目标是消灭国民党第一战区中央军残部，彻底控制晋南，改善华北占领区治安。

中国守军约20万人，但因情报失误、指挥分散、补给困难，且受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紧张影响，八路军未予有效配合。战役中，日军采用多路合围、快速突击战术，中国军队虽顽强抵抗，但最终溃败。中条山失守，中国军队伤亡约4.2万、失踪2万余，被俘高达3.5万余人，是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被俘官兵多为中央军精锐，战役结束后，日军将俘虏分批押解北上，沿途强制行军、饥饿、殴打，许多人在途中死亡或被杀害。幸存者被送往北平、太原等地集中营，遭受酷刑、奴役或细菌实验。

1944年，桂柳会战期间，大批桂林民众为逃避日军推进，拼命挤上湘桂铁路火车，车厢内外、车顶、车门处挤满难民，甚至有人攀爬车顶。

照片中，一名士兵持枪维持秩序，民众携家带口、背行李、戴斗笠，表情焦虑，反映了战乱中平民的绝望与混乱。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第三阶段桂柳会战，第11军和第23军约15万兵力从湖南、广东多路南下，目标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摧毁美军在桂林、柳州空军基地。中国第四战区约20万部队抵抗，但因指挥失误和保存实力等原因，迅速失利。

随着衡阳（8月）沦陷、日军逼近，桂林当局于6月、9月先后发布三次疏散令，强制民众撤离。火车成为主要逃生工具，但运力有限，黑市车票价格暴涨，民众争相攀爬，导致车顶、车底、车轴间均挤满人，火车如同“流动难民营”。许多人逃往柳州、贵州或乡村，但途中遭轰炸或饥病死亡。11月10日，桂林、柳州同日沦陷，城市遭焦土破坏，房屋99%焚毁，平民伤亡惨重。

1941年底至1942年初，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中国女后勤兵在战场上协助受伤国军士兵撤退。

照片中，两名年轻女兵，其中一人与一男兵合力搀扶一名明显受伤的男兵，另一名女兵搀扶竹竿给男兵借力。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长沙四次会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中，中国军队后勤紧张，大量妇女参与支前工作，包括运输弹药粮食、护理伤员、甚至直接辅助战场转移。她们多为青年学生、农民或黄埔军校女兵后备力量，称为“女后勤兵”或“女兵支队”。

抗日战争时期，一位中国少年士兵（俗称“娃娃兵”），身着军服、佩戴装备，站在野外环境中。看起来约12-14岁，戴着宽大的军帽，穿着过大的军装，背着干粮袋和水壶等物品，表情严肃而稚气未脱。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连年作战导致兵源严重不足，中国军队在一些地区放宽征兵年龄限制，招募了大量青少年参军。这些“娃娃兵”多为战争孤儿、难民或家庭贫困的孩子，最小年龄有时仅9-10岁。他们最初往往负责后勤工作（如送信、站岗、煮饭），但在战事紧急时也会上前线作战。

这些孩子参军往往出于家仇国恨，许多父母被日军杀害，他们怀着复仇决心投身战场。蒋介石曾多次下令取缔“少年兵”，视其为“国军耻辱”，但在兵源枯竭的现实下难以彻底执行。远征军中的“娃娃兵”更多是军队收容的战争难童，而非正规强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