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王朝中,能够获得文正谥号,往往被视为文臣们的一生荣耀,几乎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殊荣。清朝时期,历史上有八位文臣获得了这一谥号,其中包括两位理学宗师、四位帝师、一位力挽狂澜的大功臣曾国藩,以及一位道光年间的重要大臣——曹振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能力和品德两方面来考量,在这八位获得文正谥号的文臣中,曹振镛最不配得上这个尊荣。我们先从他的能力说起。道光与曹振镛,这对君臣有些相似,都是外表勤勉,实则在治国理政上缺乏实质性的突破。比如,道光皇帝常常为大量的奏折而烦恼,因无法逐一批阅而焦头烂额。而曹振镛的建议则是,在面对奏折时挑些细枝末节的小毛病,借此来惩罚官员,这样一来,许多人都不敢轻易上奏,最终只剩下空洞的形式主义。
曹振镛本人在官场上的能力也并不出众,他对于那些年少有为、才华横溢的后辈,总是采取压制和打压的态度。教导他们的内容也不过是多磕头,少说话,将混日子当作唯一的生存之道。只要能避免犯下大错,便当作是一项大功绩。 再来说说品德方面。曹振镛凭借着大学士的身份,掌管了工部,实际上相当于朝廷中的宰相职权。在这么高的职位上,他应该有更大的胸怀和责任感,应该团结同僚、培养后进、忠诚奉献。然而,曹振镛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尤其是在排挤同僚和打压后辈方面,堪称一位高手。 曹振镛最初获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正是通过一次打小报告开始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当时的嘉庆皇帝突然去世,曹振镛当时担任体仁阁大学士,负责工部事务,尚未进入军机处。军机处的班次在前的是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托津和戴均元。由于嘉庆的驾崩非常突然,并未预先安排好遗诏,遂由军机处草拟。然而,尽管此事起初并未引发任何争议,曹振镛却突然向道光皇帝举报,称遗诏存在重大问题。 原来,在遗诏中,乾隆皇帝的出生地竟然被写错了。根据《清实录》记载,乾隆是出生在雍亲王府,而遗诏却写成了避暑山庄。虽然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错误,但曹振镛将其作为一个大问题提了出来,最终引发了道光皇帝的强烈关注。结果,道光不仅狠狠斥责了托津和戴均元,还革除了他们的职务,空出的位置,正好让曹振镛接替。就这样,曹振镛迅速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成为朝廷中权势最大的权臣。曹振镛掌权后,任何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或是他个人不喜欢的人,都会遭到排挤。且他在这方面非常巧妙,手段高明,以至于同朝为官的蒋攸铦曾评价他:曹之智巧,含意不申,而出自上旨,当面排挤,真可畏也。 曹振镛的高明之处,表现在他对对手的打击并不显得直接和恶意,反而总是借用一些间接的方式。比如,有一段时间,阮元的仕途引起了道光皇帝的关注。阮元当时已经在云贵地区担任总督多年,且因职位升迁速度较快,成为了道光皇帝的疑问对象。有一天,皇帝便询问曹振镛,为什么阮元升官如此迅速。 曹振镛并没有直接批评阮元,而是巧妙地回答道:阮元升官快,是因为他的学问很好。道光听后感到疑惑,便继续追问道:你如何知道他学问好?曹振镛见状,继续说道:阮元不仅在云贵担任总督,平时还勤奋写书练字,研究经学和论文。这种回答表面上是在赞扬阮元的学识,但实际上却是向道光传达了一个信息——阮元心不在政事,而是过于沉迷学问。道光对此深感不满,不久后便撤掉了阮元的职务,并将他调回京师。而曹振镛则巧妙地让道光误以为这是自己做出的英明决策,实际上,他自己才是背后真正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