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4日，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正式成立，司令员由肖劲光担任。然而，这个海军成立的纪念日为何定在了1949年4月23日，早在海军司令部正式成立的前一年呢？这个时间的设定，不禁让人深思。 新中国海军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49年春天。当时，张爱萍从苏联养病归来，暂时被安排到第九兵团担任副司令员，负责组织部队的渡江准备工作。军委向三野下达了命令，四野组建空军，而三野则负责组建华东海军，目的是为了解放东南沿海的岛屿，特别是台湾。

1949年4月23日，张爱萍在江苏泰州附近的白马庙召开了新海军的“成立大会”。尽管这个海军“机构”宣告成立，张爱萍却面临一个极为尴尬的局面——他当时完全是一个“空头司令”，不仅没有舰艇，甚至连一位真正的部队指挥员都没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爱萍的第一步便是开始招募海军人才。他采取了张贴通告的方式，公开招募那些曾经当过海军、从事过船务或学过船舶的人，凡是有水性的人，都可以加入海军。与此同时，原国民党海军的起义人员也成为了他的重要目标，其中，曾任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的林遵，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他的加入，为新中国海军的建设带来了宝贵的资源。林遵的第二舰队也成为了新中国海军的第一批舰队，25艘舰艇，成为了新海军的起步。

接下来的故事，将张爱萍和刘亚楼送往了远赴莫斯科的谈判桌上。1949年9月，二人出发前往苏联，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海军与空军的援助。与刘亚楼的谈判十分顺利不同，张爱萍却在苏联受到了冷遇。当时，刘亚楼得到苏军总参谋长和空军元帅的亲自接待，谈判内容迅速达成一致，苏联答应帮助中国组建六所航校，并一年内培养三四百位飞行员。除了飞行员，苏联还承诺提供大量飞机，包括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高级教练机以及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共270架，此外还会派遣飞行教员、理论教员等878名专家，支持中国空军建设。

而同样代表中国前往谈判的张爱萍，却未能得到如此优待。抵达苏联后，海军参谋长根本没有与他会面，只派了一个海军中校与他沟通。显然，这样的待遇差异并非偶然，海军的“冷遇”让张爱萍不得不思考其中的深层次原因。难道是由于人物本身的差异，还是苏联在海军战略上的偏向？尽管新中国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亲苏的立场，苏联是否会毫不保留地援助中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空军与海军的差异，或许能从这里得到解答。空军在作战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的作用更多的是配合其他战略，执行某些具体任务。海军则不同，它拥有足够的独立性，能够独立完成海上作战任务。像荷兰和英国这些曾经的海上霸主，通过强大的海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殖民统治。而空军的作用虽然重要，但其作战范围往往有限，尤其是在没有航母支持的情况下，远距离执行战略任务几乎不可能。比如，美军在朝鲜战争中，通过航母而非飞机直接飞越太平洋，进行远程打击。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也许并未表现得如此直白，但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提出的海岸线共同管理的提议，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战略意图——通过联合舰队的名义来控制中国的海域安全，实际上，苏联可能有着更大的野心。

张爱萍从苏联回来后不久，海军的指挥工作由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接手。肖劲光的任命并不是因为他对海军有多深的了解，而是因为他在苏联留学过，能讲流利的俄语，对苏联的军事体制有一定的了解。相对于刘亚楼，肖劲光在苏联的谈判中略显得顺利一些，最终从苏联方面购得了6艘木壳鱼雷艇，虽然这些舰艇的主要作用是近海防御，但却为新中国海军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批舰艇。 然而，海军的真正崛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接下来的几年中，尽管从苏联购得的舰艇数量有限，但新中国海军依然开始了艰难的自我建设。首先是仿制苏联的技术，逐步开发属于自己的潜艇和军舰。可以看出，在整个过程中，苏联并不愿意让新中国的海军力量得到过快的发展，而中国海军的壮大，也只能通过不断努力，逐步从外援和自主研发的双重途径中获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