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1年，朱元璋邀请了73岁的老僧来复赴宴，席间，来复即兴创作了一首诗献给朱元璋。不料，当朱元璋看完诗后，瞬间脸色大变，愤怒至极，竟因为其中一个字不合心意，当场下令赐死来复。 据《七修类稿》记载，当时老僧释来复受召赴宴，在用餐后，满怀感激之情，奉上一首诗：……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诵陶唐。 从诗的内容来看，整首诗句充满了赞美与恭维，表达了对朱元璋的敬意，也与宴会的欢快氛围相得益彰。从字里行间，我们甚至能感受到释来复对朱元璋的奉承之心。

然而，这样一首原本意图表忠心的诗，却引来了朱元璋的怒火。刚刚还笑容可掬的朱元璋，瞬间变了脸色，他指责释来复诗中使用了殊字，认为这个字有歹与朱的双关含义，是在暗示他，竟然用诗讽刺自己。原本受到宠爱的老僧，瞬间变成了奸僧。释来复听到朱元璋的指责，意识到自己难逃一死，心知肚明自己此生恐怕再无翻身之地，他低头垂箸，随即当场圆寂。 这一事件，成为了朱元璋文字狱的又一悲剧。在吴晗的《朱元璋传》里，朱元璋展开了详细记载，揭示了他如何以文字为刀枪，清除政敌，释来复的死，成为了其中的一个冤魂。

但细想之下，朱元璋如此急怒攻心，难道真是因为一个字而杀人吗？虽然历史学者普遍认为，朱元璋确实有过不少文字狱的事件，但对于释来复的死，似乎还有更深的隐情。毕竟，作为一位草根起家的皇帝，朱元璋以杀伐果断和治国有术著称。若只是因为诗中的一个字，他是否有可能轻易做出如此激烈的决定？ 关于释来复的真实身份，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最流行的说法认为，释来复的俗姓是明，这个观点最早见于《传信录》，并且在后来的文献中被频繁引用。另一种说法称他的姓是黄，最早出现在《续书史会要》一书中。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他的姓是王，这一说法则见于明末清初的《补续高僧传》，并在清朝的许多著作中得到沿用。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较早的史料更接近事实，但在释来复的俗姓问题上，这一规律并不完全适用。虽然王姓的记载较晚，但它的可信度远高于前两者。这是因为这一姓氏的出现出自《清教录》一书，这本书的内容有释来复亲口招供的部分，因此来源可靠。反观另外两种说法，它们都缺乏确凿的证据，而且在释来复的朋友宋濂为他作的像赞中也未提及过。 除了姓氏的问题，释来复的身世背景也充满争议。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他曾在元朝担任过学士，然而随着元朝的覆灭，他选择了避祸，才出家为僧。但是笔者查阅了《元史》中三品以上官员的名单，却没有找到他的名字，甚至没有找到任何与他相关的资料。如果他真曾在元朝担任学士，按理说应该有所记录。但《清教录》对他在元朝的经历没有任何记载，如果他曾仕途一度辉煌，那么他又怎能隐匿如此干净利落？

如果释来复未曾在元朝出仕，那么杨士奇所称他自幼出家的说法，似乎就更加可信了。释来复生于元代的富州，自幼便出家为僧，在寺庙中研读经典，深受儒学与佛学的熏陶。元末乱世，战火四起，释来复的名声也日益响亮，许多士大夫争相邀请他去主持各大寺庙，逐渐树立了极高的威望。 随着声名鹊起，释来复也获得了士大夫们的鼎力支持。特别是他曾被邀请到灵隐寺担任住持，一时成为江南地区最著名的僧人之一。直到朱元璋称帝后，推崇佛教的他特别重视儒僧，也特别邀请了全国各地的名僧前来南京与他一起参禅论诗，释来复便在其中。

朱元璋与释来复一见如故，两人交谈甚欢。据宋濂所作的像赞中记载，释来复曾两度到南京，每一次都受到了极高的待遇，甚至被允许进入内廷用膳。然而，作为一个开国皇帝，朱元璋并非是出于个人兴趣与僧人交往，实际上他这样做是为了笼络宗教界的力量，特别是佛教的影响力。 朱元璋自己文化不高，佛学仅是临时学来的，但他深知，要稳固政权，必须管理好宗教，特别是佛教。尽管他学佛不深，但他擅长用人，尤其擅长权谋术，不久后便让释来复成为了他治国的一员得力助手。

洪武十四年六月，朱元璋正式设立了僧司衙门，专门管理佛教事务，随之还建立了更高权力的僧录司，并由释来复担任左觉义，掌管天下僧人，权力之大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他还被授予天界寺的经济管理大权，既有实权，又有实惠，可以说，释来复在当时名利双收，地位稳固。 然而，释来复最终却死于文字狱。尽管史料上有记载，朱元璋杀他实属冤枉，但从表面上看，朱元璋为何对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僧下如此重手，背后必有更为深刻的原因。最普遍的解释是，释来复涉及了胡惟庸案，才被朱元璋凌迟处死。如果说李善长在胡惟庸案中都未能幸免，那释来复的死，恐怕与此案的牵连更为直接。 因此，释来复的死因，不能仅仅归结为一句诗中的一个字，而更可能是由于他与胡惟庸案之间的深厚关系，最终惨遭朱元璋的重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