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20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主导下的西北野战军正式成立。当时,面对胡宗南的强大兵力,我军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保全实力。西北野战军在成立之初,兵力仅有2.6万人,这意味着每一次作战都必须小心谨慎。每一场战斗中的失误,甚至是一次较大的伤亡,都会直接影响整个西北战场的形势。毕竟,初期的我军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支撑大规模的作战。
然而,到了1948年1月,经过几次胜利,我军逐渐壮大,西北野战军建立了五个纵队,兵力扩展到了7.5万人。尽管比起成立之初的兵力翻了三倍,和其他战区的野战军,如东野和华野相比,西北野战军依然显得相对薄弱。而且,在西北战场,国民党军的兵力依旧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他们拥有29个整编旅,约33万人的兵力。为了突破敌人对我的压制,1月29日,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召开了重要会议,讨论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当时,西北野战军的指挥官已经意识到,胡宗南很可能派兵进军中原地区,为中原野战军提供支援。为了避免敌军分兵,我军决定发动宜川战役。宜川地处战略要地,如果能够攻占,既能得到晋南解放区的支援,又能够调动敌军兵力,达到分散敌人的目的。因此,西北野战军决定放弃延安的进攻,集中力量进攻宜川。为了达到最好的战果,西北野战军将两个纵队派往宜川,同时将另外三个纵队埋伏在敌人驰援的重要枢纽之地。 然而,敌军从洛川驰援宜川的路线,拥有三条选择:一条是经瓦子街前往宜川,另一条是经黄龙进军宜川,还有一条是从北边的进士庙梁通向宜川。显然,第三条路线最不适合敌军,因为那是一条山路,山势陡峭,非常不利于大部队行军。西北野战军的指挥员很快就排除了这条路,转而考虑敌军可能选择的另外两条路线。 根据兵法,敌军最有可能选择从黄龙到宜川这条小路。然而,胡宗南所部此前曾多次遭遇我军伏击,因此估计他不敢再走这条路。当参谋提出瓦子街到宜川这条路时,指挥员立刻意识到,这是敌人可能会选择的唯一通道。接下来的伏击准备便围绕着这条路展开。 为了确保伏击战的成功,彭德怀亲自前往前线视察伏击阵地。这是一条笔直且狭窄的公路,两侧是高耸的山地,天生就是一个理想的伏击位置。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敌军是否会选择这条路,援军会不会被引诱到此地? 随着宜川战役的展开,西北野战军果然迎来了机会。负责从洛川驰援宜川的是刘堪所率领的整编第29军。刘堪在之前的清溪涧驰援战中,由于行动过于缓慢,曾遭到胡宗南的严厉批评。而这一次,胡宗南再次催促他要迅速行动。因此,刘堪在选择路线时,最终决定走瓦子街到宜川这一条通道。尽管刘堪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遭遇伏击,但他还是按照胡宗南的命令,继续按照原计划行动。胡宗南明确指示,不得改变计划。就这样,刘堪在胡宗南的逼迫下,选择了瓦子街的路径,最终一步步走向了绝路。 西北野战军在确认敌军行进方向后,立刻调动了五个纵队包围了刘堪的整编第29军。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成功全歼了整编29军的3万多人。刘堪在局势逐渐失控后,意识到自己难以向上级交代,最终拔枪自尽。值得一提的是,刘堪也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蒋介石得知刘堪战败自尽的消息后,深感惋惜,表示对这个学生的失望和痛惜。 这场战斗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次心理上的对抗。胡宗南的命令虽然一度逼迫刘堪走上了死亡的道路,但也彰显了西北野战军在劣势中如何巧妙应对敌人,最终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