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回回人“献宝”问题上的政治倾向，主要体现在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操控上。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也孙铁木儿通过“南坡之变”杀死硕德八剌，成功篡夺了皇位。实际上，也孙铁木儿是金太子嫡长子甘麻剌的后代，而甘麻剌当年在与铁穆耳争夺皇位时失败了。至元二十九年，忽必烈改封甘麻剌为晋王，授予他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的权力，并铸造晋王金印授之。

当铁穆耳登上皇位后，他把父亲遗留下的全部财产给了自己的长兄甘麻剌，并将成吉思汗的禹儿惕和哈剌和林地区的军队交给他节制。这显示出甘麻剌在任晋王时，便已经掌控了重要军事区域，拥有极大的军权。也孙铁木儿继承晋王爵位后，凭借这些军事力量，迅速在蒙古王室中站稳了脚跟，这也为他日后顺利篡位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在登基后，也孙铁木儿大肆重用“南坡之变”中的“逆臣”，其中包括曾参与弑杀硕德八剌的几位重要人物。例如，中书右丞相也先铁木儿、知枢密院事铁失等，都是“南坡之变”的核心策划者和执行者。他们的任职，不仅仅是对支持者的回报，也是他巩固权力的一步棋。

然而，仅仅一个月后，也孙铁木儿就展开了“清洗”行动，开始处理这些曾经帮助他得位的“逆臣”。他先是处决了也先铁木儿等人，夺回了中书右丞相的位置，并将中书右丞相的职务交给了自己在漠北的旧臣旭迈杰。中书右丞相的职权相当重要，因此，重新掌握此职务使得他能够在进一步清除异己时拥有更大的权力。这一系列清洗行动中，参与“南坡之变”的“逆臣”纷纷被斩首，家产被没收，子孙也未能逃过劫难。

从这一历史事件来看，也孙铁木儿的做法充满了“排除异己”的策略，而这一策略的深层原因可以从其他史料中得到进一步的解读。例如，《平章政事张公墓志铭》中记载了儒臣张珪在“南坡之变”后，通过魏王徹徹秃将一封密信交给当时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内容是关于诛杀硕德八剌“逆臣”的计划，并支持他继位。也孙铁木儿深知，诛杀这些“逆臣”可以使自己的登基变得更为名正言顺，因此他采纳了张珪的提议，并在日后亲自执行。

这些史料显示，儒臣不仅在“南坡之变”后积极拉拢了也孙铁木儿，也在背后支持他进行“清洗”，以确保他顺利登基并获得更多政治资源。而也孙铁木儿虽然借助了这些“逆臣”来实现自己的皇位梦想，但他对这些“逆臣”的处置，实际上也是为了在权力结构上划清界限，避免与这些人与势力建立过深的关系。与此同时，他还通过这种“清洗”，拉拢了更多的儒臣，为其未来的统治奠定了更牢固的基础。

关于回回人“献宝”的问题，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铁穆耳时代，回回商人的“献宝”活动一直存在。据《南村辍耕录》记载，回回人所献的宝物多种多样，价格也各不相同。其中一块红宝石——“红剌”就非常珍贵，价格高达140万中统钞。当时的回回商人将这些珍贵宝石献给政府，用以博取荣宠。然而，这样的“献宝”行为，也被认为是劳民伤财的举动，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甚至影响到元朝的经济运作。

在也孙铁木儿统治时期，回回商人的“献宝”仍然继续，然而到了泰定二年（1325年），因其对国家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回回商人“献宝”的活动受到了御史台臣的反对。《元史》记载，当时御史台臣提出取消“献宝”行为，因为这些活动没有实质性意义，仅仅是耗费民众财富。也孙铁木儿对此表示同意。然而，在泰定四年（1327年），回回商人的“献宝”活动却发生了变化，御史辛钧再次提出这一问题，然而也孙铁木儿却没有作出回应，显然，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这一态度的转变，正是由于也孙铁木儿的政治现实需求。他出身漠北，依赖的主要力量是漠北的蒙古旧部及回回商人，而这些回回商人对他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在入主中原后，他需要通过政策调整来获得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儒臣阶层的支持。因此，虽然“献宝”活动对国家财政有一定影响，但由于回回商人是其重要的支持力量，也孙铁木儿最终决定容忍这些行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其继续存在。

这一时期，也孙铁木儿在维持政治平衡的过程中展现了深思熟虑的策略。他在即位初期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儒臣的措施，比如保留科举制度，这无疑赢得了儒臣阶层的支持。然而，随着政局逐渐稳定，他开始逐渐减少对儒臣的依赖，转而支持更多符合自己利益的群体。这种转变从“献宝”问题中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回回商人“献宝”问题反映了也孙铁木儿在政治上的灵活性。他既要平衡儒臣和回回商人的利益，又要确保自己稳固的统治地位。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儒臣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也孙铁木儿开始更加依赖回回商人的支持，这使得他对“献宝”活动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最终帮助他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确保了政权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