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一直以来被蒙上了许多谜团,它的成书时间、真正的作者,甚至它的内容为何如此既真实又神秘,都成了悬而未解的问题。以至于司马迁曾表示,余不敢言也。而鲁迅则将它定性为巫觋、方士之书。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历史的记载,也有人认为它是地理志,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志怪小说。如今,仍有人坚信,它所描述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地理和文化,而是整个世界。
其中,美国律师利埃特默茨女士便坚定地支持这一看法。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她在上世纪50年代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走遍了北美大陆,仔细对照《山海经·东山经》中的山川河流、动植物分布,最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山海经》所描述的自然景象,竟然和北美的地理环境、动植物分布之间,存在着非常精确的对应关系。因此,她相信,《山海经》不仅是帝禹时期的考察报告,还可以证明华夏的祖先早已踏足美洲大陆。为此,她还出版了书籍《几近褪色的记录——关于中国人到美洲探险的两份古代文献》,并于1972年进行了修订再版。这本书引发了海外学者对《山海经》的浓厚兴趣与关注。 然而,利埃特默茨女士关注的是《山海经》中记录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而更多的学者却更倾向于从中寻找证据,证明中国文明是从其他古老文明中衍生而来的。我们都知道,关于夏朝的第一手资料,最早来源于《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但除此之外,关于夏朝的历史证据却相当匮乏。不仅外国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就连国人中的胡适、郭沫若等历史学家,也曾一再否认夏朝的存在。 虽然人们常提起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些地方被认为可能是夏人活动的区域,但这些结论大多是通过有限的文献和碳-14定年法推测出来的,并不能完全确证夏朝的存在。即便如此,这两个文化遗址的发掘,也的确为夏朝的历史提供了些许线索。然而,由于缺乏文字资料,学术界一直未能就这两个遗址是否属于《尚书·禹贡》与《史记·夏本纪》所描述的夏朝达成共识。 因此,夏朝的存在依旧成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仿佛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都能给她加上一点想法和解释。有人开始大胆猜测:夏王朝和古埃及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深厚的联系呢?这些想法并非空穴来风,甚至有人拿出《山海经》作为证据,支持这种推测。前文提到的利埃特默茨女士便认为,《山海经》就是大禹时期的调查报告。作为夏朝的建立者,大禹与古埃及的文化,或许真的存在某种关联。《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西海南面,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曾有一座大山,名为昆仑之丘。山中有神,面貌像人,身躯如虎,背上有纹路,尾巴很长。而《山海经·海内西经》则进一步描述昆仑南渊的深度,称它深达三百仞,里面栖息着一种奇兽,身体像大虎,九个头,皆为人面,面朝东方。这些描述让一些专家认为,昆仑之丘,可能指的正是埃及的金字塔。而《山海经》对昆仑南渊的描写,又仿佛是对埃及金字塔附近狮身人面像的描述。种种线索,让人不禁猜测,夏朝与古埃及的文化是否存在某种无法忽视的联系。 这些学者更进一步推测,夏朝的第二位帝王——夏后启,或许就是古埃及某位法老的化身。对此,他们也给出了相应的证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有一处叫大乐之野的地方,夏后启曾在此进行祭祀活动。他骑乘着两条龙,身上覆盖着三层云,左手拿着翳,右手拿着环,佩戴着玉璜。这些神秘的描述,不禁让人联想到古埃及法老的祭祀仪式。在一些壁画中,我们也能看到法老一手持鞭、一手持镰刀,正在进行一种类似的祷告仪式。尽管许多历史学者指出,这种仪式在上古时期的文明中并不罕见,但《山海经》中的描述与古埃及的壁画如此相似,还是让许多学者无法忽视。 至于夏朝的大禹是否曾经去过古埃及,或者古埃及的法老是否曾经到过华夏,成为了另一个谜题。尽管这些证据更多的是巧合,但也足以引发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无论如何,我们无需过于担心外界对中国文化起源的质疑,保持我们的文化自信,才是最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