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分几期内容，探讨甲午战争的种种。作为一名业余内容创作者，虽然谈不上多么系统和专业，但我会尽量按照自己的思路，随心而论。反正是想到哪里，就聊到哪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前言也就不多说了，直接进入正题。 前几天写了关于咸丰皇帝的内容，自己总觉得有些话没说尽。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晚清的政治局面，实际上是咸丰时期遗留下来的延续。许多当时的决策和趋势，直到甲午战争前，都没有根本改变。

例如洋务运动，它始于1861年，咸丰十年。而到1894年甲午战争时，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象征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咸丰的重用汉人政策也是从1857年开始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汉族人物开始掌握督抚大权。直到慈禧掌权后，汉族权臣依然占据了政府的核心位置，如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丁宝桢、彭玉麟等人。 不仅仅是在改革和用人方面，慈禧也延续了咸丰的政策。即使在对外战争的态度上，二者也出奇一致。从1840年道光皇帝因鸦片战争开战开始，到1900年大清最后一次对外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差不多经历了六十年。几乎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的。这一切显然不符合中国人长期以来对战争的理解。记得孙子兵法中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多算胜，少算不胜，况于无算乎！几千年前，祖先就总结出了这样的战争智慧，知己知彼，想必是最基本的战争常识吧。而如今的小学生恐怕都能背出这句话，慈禧却为什么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呢？

第一次鸦片战争，确实是道光皇帝不了解西方列强的军事实力，敌我力量不清，结果战败后我们不得不认输。那第二次鸦片战争呢？这里特别要提一下比较著名的八里桥战斗。清朝的名将僧格林沁与英法联军交战的这一幕，至今仍令人心头一震。僧格林沁作为清朝的顶尖将领，他不仅在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后来还在慈禧和恭亲王的帮助下，参与了辛酉政变，成功铲除了顾命八大臣，肃顺一派。站在皇帝的角度，选用这样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来对阵英法联军，你能不放心吗？ 毫无疑问，咸丰皇帝对僧格林沁的军事能力非常信任。如果连他都不能胜任，那么大清帝国就没有可用的将领了。于是，战前的准备工作相当充分。主将僧格林沁统领蒙古马、步兵17000人，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副都统伊勒东阿带领蒙古马队4000人防守八里桥。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4000人防守通州，其他地方的防守力量也调集了30000人之多。

而英法联军的兵力则是共计80000人，明显在人数上就占了上风。结果，战后清军损失惨重，一万多人的阵亡和三万精锐部队的损失，使得这场战斗彻底失去了清朝的防守力量。反观英法联军，仅有五名士兵阵亡。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这可是清朝当时最精锐的部队，败得如此惨重。 这场战斗就像二战时期波兰骑兵与德国坦克的对决，成为历史上不可思议的画面。实际上，八里桥之战就如同骑兵与现代军队的再次碰撞。两者的力量差距，几乎让人难以想象。看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数据：中国阵亡22790人，英国伤亡523人，战损比为40:1。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损比达到了1000:1。如此悬殊的战损，比现代任何战争的惨烈程度还要严重。

假如没有走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又怎么会有人同意如此毫无胜算的战争呢？实际上，许多文化名人曾在淞沪会战之前表示，打下去就意味着国家灭亡。那时的中国国力与日本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对手。但即便如此，战斗依然进行，伤亡惨重。国军的伤亡达到30万，而日军伤亡10万，战损比也达到了5:1，甚至有人认为是7:1。这种比例足以让任何参战的一方心生恐惧。而两次鸦片战争的战损比，分别为40:1和1000:1，几乎没有胜算可言。 后来抗美援朝战争时，我军虽然武器落后，但与经过二战洗礼的联合国军对抗，战损比也不过是3:1。以这种比例来看，清朝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决策者，实在太过轻率。如果稍微了解一下敌人，进行一些实战模拟，恐怕结果不会如此惨烈。

而清朝的战争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决策者根本不了解现实情况，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决定。到了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朝廷内部分为主和派与主战派。慈禧作为最高统治者，认为这场战争是可以打的。毕竟左宗棠当年曾收复新疆，现在南方越南又有了问题，不打就不行，清朝不能任人欺凌。然而，战事的结果却是海战全军覆灭，福建水师遭遇惨败，好在陆战稍有胜利，勉强挽回了局面。 这又是一场典型的不对称战争。尽管大清在开战之前有所准备，但由于对敌我实力的了解不足，结果打得稀里糊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仍然坚持与法国作战，然而，连保住附庸国越南的目标也没实现，反而最终走向了仓促求和。这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 仔细分析晚清的这些对外战争，你会发现它们几乎都遵循着一个套路：了解情况的人没有做主，做主的人却完全不了解情况。决策者依然停留在那个自视为天朝上国，万国来朝的美梦里，依旧把自己看作高高在上的帝国。而真正做事的官员，他们清楚知道清朝与西方列强之间差距有多么巨大。于是，在外交上，他们只得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尽力推动国家发展。整个国家，像一只虎头蛇身的怪物，外强中干，纸老虎而已。 就在1885年中法战争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悄然发生。朝鲜政坛发生了甲申政变，日本趁机操控朝鲜政局。清朝驻朝的将领吴长庆未能及时回防，导致朝鲜政局被亲日派掌控。当时的袁世凯，当时年仅25岁，刚刚上任，也未能及时向朝廷请示。他果断采取行动，组织军队平定叛乱，赶走了日本公使。这一战，袁世凯一举成名，成为了北洋系的大佬，李鸿章也开始高度重视他。 这一事件也反映了当时的清朝复杂局势。日本为自身利益在朝鲜频频发力，而清朝在国内和对外事务的双重压力下，选择与日本妥协，签署了《中日天津条约》。虽然胜利了，但这种妥协仍然让人不禁质疑。此时的清朝，内忧外患，外强中干的矛盾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