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何正文被重新分配到新的岗位,担任了总参副总长一职。这次的晋升与重用,直接得益于他曾经得到老首长李达的推荐,可以说李达的支持对他的职业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此之前,1971年9月,军委办事组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由叶帅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机构,专门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随着军队的整顿,尤其是为了做好总参机关的整风工作,决定选拔一些既有经验又有能力的干部来充实和加强总参的工作。那时,副总长的职位空缺较多,包括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阎仲川等人先后被撤职,而李天佑也因病去世,副总长张才千临时主持总参工作。到了1972年,向仲华、李达和彭少辉被任命为副总长。
叶帅召集新任副总长们商议领导班子建设时,特别强调要发现并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确保老中青三代干部的合理搭配。就在此时,叶帅在考虑从成都军区挑选合适的干部时,向李达征求了意见。由于成都军区许多干部出自原二野,李达对这些干部的情况非常熟悉。李达曾在二野担任参谋长,后来又在西南军区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因此他对成都军区的人选有着深刻的了解。李达立即想到了一个人——刚刚解放出来、尚未分配工作的何正文。 何正文的经历颇为丰富。1932年,他便加入了红军,那时正是红四方面军主力开辟川陕地区新区的关键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何正文始终活跃在前线,与部队一同奋战,他曾担任过排长、副连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何正文在徐向前麾下担任参谋。1938年,129师成立游击队,何正文也参与其中。 随着抗战的深入,战局逐渐扩大,根据地不断发展,这时急需一批既有政治素养又有军事能力的干部。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上级决定将原游击训练班改为随营学校,并指派参谋处长李达负责。何正文被抽调到随营学校,既当教员,又当学生。在这里,何正文与李达的首次合作就此展开。李达很快发现了何正文的潜力,并与他谈话,询问他是否愿意去骑兵团担任参谋长。何正文当时并不熟悉参谋长的工作,也从未骑过马,但李达鼓励他说:不会骑,以后可以学。从那时起,何正文与参谋长的缘分便牢牢地缔结了。 何正文在随营学校不久后就开始担任各级参谋长,在骑兵团、769团、太行分区、太行军区、九纵以及川东、四川、成都军区等地担任过参谋长。可以说,何正文的革命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参谋工作。抗战初期,李达担任参谋处长,倪志亮则是参谋长。由于倪志亮带队开辟新区,李达便一直担任参谋长职务,并逐渐晋升为参谋长。虽然何正文没有直接在李达的麾下工作,但他对李达的能力是深有了解的。 李达曾在向叶帅推荐何正文时这样评价他:他担任过各级参谋长,也担任过主力部队的主要领导,既能带兵打仗,又精通参谋工作,擅长团结他人。叶帅完全采纳了李达的建议,最终在1973年11月,何正文被正式任命为副总长,和他一同被任命的还有杨成武、王尚荣和胡炜。担任副总长后,何正文主要负责军事训练、防化以及军事外交等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他虚心向李达等前辈请教,学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进入80年代,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1982年和1985年,作为副总长的何正文亲自参与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他被视为主刀大夫,根据上级的指示,他与各军区、军兵种以及各总部进行广泛征求意见,最终汇总各方建议,做出了重要决策。这项工作充满挑战,常常得罪人,且责任重大。因为每一次的裁员都涉及到整个军队的结构调整,肩上的担子极其沉重。大家都清楚,何正文手里握有一把尚方宝剑,裁员的工作只能按照决策执行,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到了1985年,军队开始大规模裁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何正文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也因此逐渐退下了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