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新周报》，根据纪录片《大转折：西柏坡1947—1949》整理

导读：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中文名为齐赫文，曾以苏联外交官的身份亲身经历了中国历史命运的大转折，参与了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全部过程，并应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开国大典。本文是他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傅作义打听倒向苏维埃政权白军将领命运

早在1939—1940年，我（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就担任过苏联驻乌鲁木齐副领事，1945年，我在莫斯科通过国家考试，获得了副博士资格。论文答辩后，我接到任命要求，返回中国。此后，国共三年内战发生了重大转折。战争的转折点是三大战役的胜利：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

1948年，形势十分明了，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是傅作义。傅作义是抗日爱国将领，后被任命为平津地区最高军事长官。他面临着复杂的局势：随着东北失守，大批军队败退到华北地区。当时，除了他自己从绥远、甘肃、山西带来的部队，还有很多国民党的部队形式上归他指挥，但实际上他们仅听命于蒋介石。

傅作义

傅作义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后，想结识外籍人士，于是，将一些总领事请到自己的司令部。这些人都是东交民巷使馆区领事馆的负责人。我们的总领馆也在东交民巷。

我们来到傅作义的司令部，我还带了副领事和秘书随行。傅作义饶有兴趣地问起那些在俄罗斯革命中倒向苏维埃政权的原白军将领的命运结局如何。我对他讲，那些诚心为新政权服务的人都获得了信任。

我提到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名字，他在第二次卫国战争最艰难的阶段担任总参谋长。我还对他讲了自己亲眼所见的一件事：我曾以外交人员身份，奉朱可夫将军的命令，陪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西线49集团军考察，陪同我们参观考察的是49集团军炮兵司令卡利诺夫斯基将军，他也曾是沙皇时代的军官，后投向革命，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官。

傅作义对我的话听得很认真。我想，他不是凭白无故地问起这些人的命运的。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对他来说，当时的选择只有一个，要么选择人民，要么选择蒋介石。历经40天的围困后，经过和人民解放军谈判，傅作义作出了投诚的决定，向解放军移交北平城的防务。

苏联总领馆和新生政权秘密联系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这对于北平的居民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我们总领馆打开大门，和孩子们一起来到东交民巷的大街上。我们返回领事馆后过了几个小时，值班员报告说，有人找你，说的是带有中国口音的俄语。之后，我便见到了已被任命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叶剑英。

叶剑英是带着女儿小妞妞来的。他说：我们得到情报，在北平被围的40天时间里，国民党准备采取行动，在苏联总领馆和美国总领馆间挑起事端，目的是挑起这两个国家的争斗。他们已经穷途末路，才会决定做这样的事。我们在城内的地下工作者对此发出预警，已经准备了一个团，以防会发生什么事情。万幸的是没有用得上，事情过去了。

我借着这个机会说，在北平被围困期间，不知是解放军还是别的方面的一发炮弹落到了苏联总领馆，但没有爆炸。他答应调查并清理走炸弹。

1949年3月，我收到签名为菲利波夫的命令。我知道这是斯大林的代号，因为正值中国国内战争，我们对中国国内事务不能干涉，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总领馆和新生政权之间的联系都是非公开的，只有总领事有权限和新政权进行联系。

我刚收到指令，莫斯科就发来一系列电报。遵照电报指令，我和周恩来进行联系。

到双清别墅见毛泽东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人来到总领馆，从衣袋里取出斯大林签名的委任状。来人是苏联前铁道部部长科瓦廖夫，他被任命为苏共驻中共中央代表。他要求我给他一套单独的房子。6月，科瓦廖夫找我说：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你想见见毛泽东吗？我说：我愿意，可是他愿意见我吗？他回答：今天晚上我们就去他的住处。

6月的北平又闷又热。这时来了一辆中方的汽车，车上有警卫。我和科瓦廖夫出发去西山。西山双清别墅是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当我们到达双清别墅的时候，已是黄昏，天色变暗了。周恩来介绍我和刘少奇、聂荣臻认识，大家就聊了起来。突然，他们都停下来，转向穿过池塘的一座小拱桥方向（后来我又去过双清别墅，那座桥已经没有了），毛泽东和翻译师哲从桥上走了下来。

科瓦廖夫和毛泽东打过招呼后，就介绍了我。毛泽东握住我的手不放，问我的父母，问我在哪儿上的学，在外交部任职多久，等等，就像是填写个人履历表一样。然后，他放下我的手，我们一起走进大厅。晚餐已经备好。大家按照中国的礼仪入座，毛泽东坐在主位，科瓦廖夫坐在毛泽东的右侧，我坐在毛泽东的左侧。周恩来挨着科瓦廖夫，刘少奇和我相邻。

晚餐由周恩来主持，他谈了英国“紫石英号”事件。该舰出现在解放军的前方，此时解放军正准备渡长江，这艘舰与上海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为了避免与英国发生旷日持久的外交冲突，解放军在“紫石英号”受困期间，为其提供了某些便利。如果“紫石英号”采取偷走的办法，解放军的军舰及江岸炮兵打算装作不知道，而让其逃去。后来该舰仓皇逃往上海，解放军还在船的附近射击。总之，英国人仍蒙在鼓里。

周恩来四天四夜没合眼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在为期数天的会议期间，以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成员名单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并公布将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

我们接到电报，以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艺术家代表团，将乘火车抵达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代表团成员大概有15—20人，包括教育工作者、音乐家、芭蕾舞演员及各阶层文化界代表。我和总领馆的同事们一起去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北京火车站迎接。

我们先期到达火车站，火车还未到站。我注意到有几个军人围着一个人，以为是有人生病了。翻译走过来说：这是周恩来，他已经四天四夜没有合眼，一直忙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现在他正站着睡觉，有人搀扶着他。

当火车一出现，接近火车站时，那几个军人就叫醒了周恩来。周恩来走近我，略带歉意地打了个招呼。显然，他太累了。火车一停稳，他就走进车厢，热情地问候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和其他代表团成员。法捷耶夫身体不舒服，周恩来当即吩咐找医生给他诊治。

中国的开国庆典定在下午3点开始。我得到邀请出席庆典。我抵达后，被安排在天安门下方的看台上。

我还在广场上时，周恩来的助手，后任中国驻美大使的韩叙走到我身边，说：齐赫文斯基同志，周总理让您在未收到紧急文件前，不要离开总领馆去参加北京饭店的政府招待会。

回到总领馆后，我让妻子准备好去参加招待会，但是要等有人送来一份文件后再出发。过了一些时间，韩叙带来了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希望所有的友好国家承认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我马上将信翻译成俄语，然后拟了一封电报，叫来值班员发给莫斯科。然后，我就和妻子一道出发去参加招待会。

招待会持续到很晚才结束。早上8点左右，值班员叫醒我说：莫斯科广播提到你的名字，但是信号不好，具体怎么回事不清楚。后来弄明白了，原来，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有5小时时差，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于是，10月2日，苏联的报纸发表了周恩来给我的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通告和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还有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不久，我收到命令，任苏联驻北京使馆临时代办。

1950年夏，我回国了。从那时起，我奉命赴联合国组织任职。能够见证新中国的诞生，是我一生中一件极为重要而难忘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