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阴影:

报纸阅读与晚清的国家想象(1898—1911)

摘要:从1898年起，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除了在殖民空间遭遇的中西交往以外，“接触地带”以外的民众主要通过读报知晓和理解帝国主义，此现象可命名为“远距帝国主义”。通过晚清三位读书人日记，可探索以下问题:远距帝国主义呈现何种世界图景、如何介入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及影响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想象。研究发现，“世界”主要由环绕着中国的西方国家和日本构成；远距帝国主义普遍刺激了读书人的国家情怀，有时还和个人境遇、自我与修身紧密结合；对于国家的未来，读书人或回溯传统，或面向未来，但还难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殖民空间的直接交往相比，远距帝国主义偏向传递领土、主权等冲突性议题，更容易引起一种全国性的震动。

关键词:世界；读报；远距帝国主义；国家想象

引言:远距帝国主义

中国的近代史，是在与西方“列强”及日本等国的交往中被定义与塑造的，对于这一点已无需多言。William Kirby将这一进程命名为“中国的世界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在这段时期里，外交关系的影响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至“所有重要的事物，均有其国际化的维度”［1］。或许是为了便于聚焦，Kirby的研究起点设在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但事实上，“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感知，是从1895年割让台湾就开始的，并在1898年德国占领胶州湾时达到了顶峰。随后的历史众所周知，义和团引起的西方诸国的反扑、日俄战争、俄国对边疆的窥视等不绝如缕，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持续不断地讨价还价，使近代中国彻底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社会。

由此，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就出现了许多地理意义上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这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关于殖民地交往的概念，指的是“帝国遭遇的空间，也就是在地理和历史意义上分割的人们彼此接触并建立不间断关系的空间，通常涉及高压政治、种族不平等以及棘手冲突的情况”［2］。在此空间中，中西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令人印象深刻，譬如，有关上海“华洋杂处”带来的现代性、“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日常冲突和集体记忆等。余凯思(Klaus Mühlhahn)的近著还描写了德国在其“模范殖民地”青岛的控制和遭遇的抵抗，他认为德中之间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接触或交往”，“不仅以外交或经济交往形式出现，而且也以文化交流和日常生活联系的形式出现”［3］。

这些“殖民前沿”(colonial frontier)的日常事件或观念问题已被近代史浓墨重彩地书写。不过，半殖民地有其独特的含义，至少就地理空间而言，中国被外国势力控制的实际面积不大；在国家主权上，清政府仍能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即如Jürgen Osterhammel所说:“中国的十八个省从未受到外国统治，中国大体上维持了自己的财政，进行着外交事务，并获得国际社会的主权认可。”［4］中国成为半殖民地而不是像印度那样的全境殖民，与中国自身的特性有关，尽管“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一类表述已渐成套话，但在这里的意义非常具体，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近代中国朝野持续抵抗外国入侵的有效性”［5］。也因此，近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虽感受到西方的冲击，但没有和外国人有过多少实际的交往，这导致他们感知和理解帝国主义的困难和复杂。白鲁恂比较中印两国的殖民史后指出，印度人和英国人有复杂的人际互动，“便知道英国人是什么样子的，因此殖民主义并不是抽象概念”；但是一般中国人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交往，对他们来说，“所谓外国渗透的威胁和不平等条约的恶行，只是没有体验的抽象概念”［6］。

在比较的视野中，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考虑到帝国主义在中国引起的实际反应，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徐中约曾描述，“1897—1898年的割地浪潮，促使爱国的中国人意识到民族正濒于灭亡的境地……德国占据胶州之后，山东发生的事件估计有上千起，国内其他地方爆发的事件更是不可计数；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广大民众对外国侵略的无比愤怒。”［7］这段话说明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抗争从一开始就是全国性的，也正是这种现象，促使我们思考接触地带之外的人们感知和理解帝国主义的途径。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是整个世界被瓜分进程中的一部分。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地早就卷入其中，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板垣雄三批判了以往殖民地研究的帝国主义视角，进而提出，“我们要思考埃及与摩洛哥被英法协商瓜分时，本就不同的两个社会被重新瓜分的意义，同时也要追问这一瓜分对埃及与摩洛哥的民众而言意味着什么?”［8］循着这样的提问，如果将这个问题置入中国语境，我们就必须把晚清的新式报纸纳入考量，以说明一种“远距帝国主义”(Long－distant imperialism)对民众的普遍影响。报纸是一种改写距离的媒介———“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1895年以后，这种“新媒介”日益流行，成为晚清读书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首选；而新闻则是由一系列动态的事件构成的，对外国动向的持续性报道，塑造了具体而翔实的帝国主义形象。正是通过日常的读报实践，很多接触地带之外的读书人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连接。

本文将这种通过报纸而传递的帝国主义命名为“远距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受到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形容移民群体的“远距民族主义”(Long－distant nationalism)的启发:“‘移民’，我们可以谓之‘远距民族主义’的东西，正显山露水起来，这尤其是富裕的后工业国家政治生活族群化的产物。”［9］同时也得益于Luc Boltanski“远处的苦难(distant suffering)”［10］这一概念，强调经由媒介报道而看到的远方人的痛苦遭遇。本文的“远距”没有特别复杂的理论意义，偏向单纯的距离表述，用于描述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现象，即接触地带之外的人们通过读报而感知和理解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犹如投影，同样对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尽管人们阅读的可能是同一份报纸，关注的是同一个事件，但远距帝国主义有不尽相同的表现形式。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三位境遇不同、时间略有承续的读书人，分析远距帝国主义之于晚清民众的意义———主要是对世界的理解和对中国未来的想象。这三人中，一位是温和的改革者皮锡瑞(1850—1908)，他在湖南省的维新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另一位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山西乡绅刘大鹏(1857—1942)，他是一个较为激烈的“保守派”，对西方事物向来持批评态度；还有一位是相对年轻的黄尊三(1880—1950)，在帝国主义国家留学的他，有着清末学生群体身上普遍的革命倾向，但并没有实际参与到其中去。本文借助他们详细的日记，尝试探索并回答以下问题:通过阅读报纸，晚清的读书人看到了什么样的世界?帝国主义作为一种远方的事物，如何与日常生活结合?最后，这一因素如何影响了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想象?

一、“中国尚堪几割?”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瓜分’之起点”［11］。在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日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承诺，但是，作为帝国主义阵营的新成员，《马关条约》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这种现象在殖民史上颇为常见，“为了确保资源和运输、背后的劳动力市场和储备，列强带着将分散领土整合起来的统合计划，寻求出海口、良港、作为补给基地的岛屿等，所以加大了相互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12］。在多方博弈的情况下，条约得以些许修改，但却又引发了德国对胶州湾的占据，“在中国大大激化了一种触及社会和文化之根本的危机意识”［13］。

被瓜分的危机很快经由新闻纸传播开来。1895年以后，办报成为近代中国最引人瞩目的文化事业之一。除了原来外资支持的上海新闻纸，类似《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益闻报》等中国士绅自办的报刊也渐次出现，“成为报业发展的主流”；报刊的分布也“出现一种由沿海向内地转移的倾向”［14］。借助发行网络和人际传递，报纸编织了一张几乎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皮锡瑞所在的长沙，就是这个网络的重要节点之一。由于水路发达，很容易看到上海新闻纸；同时，“两湖”作为维新的核心地带，长沙本地就发行了几份报纸，“是具有全国影响的报业地区”［15］。这些条件使皮锡瑞每日读到数种新闻纸，可以与远方发生的事件保持同步。

纵观皮锡瑞的阅读世界，有关德国占据胶州湾的消息很早就出现了。1897年十一初三，“报中屡言德人挑衅，以为各国于中国皆有驻足之地，彼独无有，一旦瓜分，不能染指，是眈眈已久，即予以金门岛，未必不得陇望蜀也。”［16］这篇读后感不仅识破了德国的心理，并且出现了“瓜分”一词。在随后的数年里，这个词成为皮锡瑞日记中最常见的字眼之一，显现了远距帝国主义的主要形式。1898年三月十八，皮锡瑞和友人一起看《字林西报》，“谭复生云李一琴译《字林西报》，瓜分之局已定，两湖、江、浙、江西、四川属英，云、贵、两广属法，山东、河南、安徽属德，东子省、直隶、山、陕属俄，福建属日本。惟甘肃无明文，或以予中国乎?”［17］报中所言，十分接近晚清那幅著名的“时局图”，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均有了明确的势力范围，而中国则被迫“缩小”到甘肃这么大小的地域。

饱读旧诗书但心态却十分开放的皮锡瑞，对局势的认识较很多同时代人清醒，对新出现的帝国主义感到痛苦。这种情感的根源，一方面来自于国家存亡的危机，另一方面来源于周围人的迟钝。在1898年春天的湖南，似乎还没有多少人重视这个问题。三月廿九，皮锡瑞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现象，认为人们不应该对报纸置若罔闻，因为“外国之报并非谰语，中国之报即从外国之报译出，亦非空抱杞忧。昧者不知，犹以为瓜分乃必无之事。试问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中国尚堪几割?”［18］

帝国主义国家不仅重视占领领土，还积极地参与铁路和电报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每个列强都试图垄断开发未知的潜在资源和交通通讯手段”［19］，其目的是将控制的权力扩散到更广大的地区，以攫取更多的资源和利益。其中，铁路的争夺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大焦点，其影响在辛亥革命时尽显。十九世纪末，晚清读书人将铁路等事业理解为一项“利权”，被外人夺去将可能导致“门户大开”。1898年七月初六，皮锡瑞读《时务日报》，“黄思永请徧开马头，许各国利益均沾，犹胜一国独据，似亦救急之法。报又云俄国承办芦汉铁路，英国承办津沪铁路，又法人来江西勘铁路，大事去矣。”［20］这段话显现皮锡瑞赞同用平衡策略应对帝国主义，显现了一定的见识；同时，他对铁路权利旁落英法等国表示哀叹和忧虑。

在世纪之交，被帝国主义瓜分的恐惧持续地笼罩在中国读书人头上。1898年徳占胶州成为事实后不久，义和团引起的八国联军的反扑，很快成为皮锡瑞的新忧思。1900年七月初九，“阅六月廿六、七、八《汉报》……云各国约停战两月，俟添兵到。德王云并无瓜分中国之意，惟愿早平乱党，各大国勿怀私意。如此则尚可转圜。”［21］阅此报章，紧张的心情得以稍稍缓解，但此类关切在日记中俯拾皆是，并在1903年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由于俄国和日本在东亚局势上持续竞争，最终决定在中国的领土发起一场战争，皮锡瑞第一时间即知晓此事。1903年六月初九，“阅报，俄、日战事将起”［22］；随后他一直跟踪战事进程，如九月十二，“阅报，言俄兵将六十万，日兵已南退至辽阳，岂中怯与?旅顺尚未破，日兵已死五万，殆可危也。日人将强中国改革，韩人已翦发易服矣。”［23］由此可见，其对双方胜负的关心，最终是与保全中国的利益相关的。

通读皮锡瑞1898年到1903年日记，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领土的瓜分，是最受其关切的问题，此外，还有铁路、矿产等利权的旁落。这些因素刺激出来许多消极的情感:悲痛、愤懑、失望或羞耻等。1895年以后，中国读书人精神生活中的这种消极情感，主要不是因为个人的得失而生，而是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因此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传染性。读书人之间常常就此谈论，如1899年九月初五皮锡瑞所记，“谈及时事，节吾云得刘艮生书，云瓜分之说先时不过登报，今竟达之政府，西圣为之垂涕，诸公默无一言。事由德国发难，谓黄河一带当由彼国权力所及，北俄，南英，大局不可问矣!”［24］由此可见面对帝国主义对领土的蚕食，读书人对中国未来的普遍的无力感。

罗志田曾指出:“由于‘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西方观念不过新近才传入，近代中国人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有个过程，时人更看重的恰恰是今日中外研究皆不那么重视的纲常礼教和国家(政治)体制的维持。”［25］他以“国体”一词为例，来说明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忧思主要是文化和体制的，而不是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诚如其言，作为较早接触远距帝国主义的皮锡瑞，确曾慨叹“国体”之受损。如1898年十月廿三，“阅报……又云外国兵入京城，官出迎接，且俟彼兵人城门方下键，岂复成国体耶?”［26］但是，这里主要是对官员的媚外行为所进行的道德评价。事实上，纵观皮锡瑞的阅读实践，他的主要思虑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化的。尽管读书人还缺乏对现代民族国家构成形式的理解，但保持国土完整性和主权的独立，是读书人面对外来力量时的一种自然反应，诚如Winichakul所言:“领土是一个国家在整体管理中最实体性的特征。对于理论地理学家来说，它意味着国家的领土。对于国民来说，这是其‘自身’的组成部分，一个集体化的自己。”［27］我们由此可知，晚清读书人对领土的关切，其心理机制来源于自我和国家的一体化。

二、“中国渐成洋世界”

然而，罗志田的判断，却非常适用于和皮锡瑞同时代的刘大鹏———“更看重的恐怕是基本的纲常礼教和政治体制这一‘国体’”［28］。作为一名文化保守主义者，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到来，刘大鹏除了对领土和主权感到心痛外，对中国文化受到的侵蚀更加耿耿于怀。

刘大鹏的生活空间坐落于山西太原县晋祠镇赤桥村，该村以农业和造纸为主要产业。总体而言，中国内地乡村百姓对外国人持不满的态度。十九世纪末，“中国似乎被农村的贫困、日益严重的失业以及老百姓普遍艰苦的生活所困扰，很多中国人把这一切归咎于外国的影响及经济控制，而对洋人产生刻骨的仇恨，这就不足为怪了。”［29］这也是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之一。太原地处内地，以陆路交通为主，亦不是维新运动的中心，因此新闻纸的出现较晚。在刘大鹏的阅读世界里，新式报纸直到1902年才出现———山西官府为实施新政而创办的《晋报》。

尽管风气开化较晚，但县城西南处却有一条通向京城的官道，有不少人员往来其间，便会带来一些“小道消息”。同时在1900年以后，部分获得居住权的外国人，也常从北京到山西旅行，这些因素使刘大鹏获得一些耳目之知，积累了对外国的感性认识。1901年三月十九日，他即记录“洋人入晋者不少”［30］。洋人的到来在两个方面引起了刘大鹏的强烈不满。一是洋人干扰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1901年五月十七，他记录了相关事宜，“自晋迎洋夷入晋以来，考试事遂停，太原府试童生期亦不闻矣。学台岁考大典亦不举行，由洋夷阻止故也。去年乡试移于今年，亦因省垣诛戮洋夷，不准乡试，考试大典，官不能自主，一任洋夷之言为行止，士气不亦沮丧哉。”［31］二是中国官员优待外国人，这正是皮锡瑞曾提及的有关国体的问题，刘大鹏对此也十分愤慨，1902年正月二十一，他写了一首题为《邑令支法夷过境差》的讽刺诗:

晋祠民庶办官差，结彩张纬鼓乐谐。

中国渐成洋世界，能无触目致伤怀。

洋夷过境县官迎，虽属深仇礼必诚。

今日中华司牧者，都将大义付沟坑。［32］

这首诗描绘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渐成洋世界”。这说明在1900年以后，即便在接触地带以外，西方势力在中国已有相当的渗透，许多现象能为一般人所感知。这些感受来源于整体的社会氛围、人际交流或偶然的耳闻目见。

不过，更加具像化的帝国主义形象还是由报纸呈现的。1902年八月十七，刘大鹏读到新式新闻纸，“近日省城设晋报局，仿照上海、天津《申报》之法。东家送来一报”［33］。由此他的耳目有了明显地扩增，空间感知从村、里、县等亲身见闻和对天下的道德想象，转向落到具体的“国家”［34］。更具体而言，国家的一面是其内政，另一面则主要是外交，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交涉开始被一一呈现。譬如1903年九月二十一，刘大鹏记，“阅晋报，俄夷于黑龙江建立都城，意在都于此而吞并中国也。中国政府仍瞆瞆不知，尚谓与我无干，依然待以友邦，不以为敌，所谓燕巢幕上者与可危之至。”［35］由此可知，读报可以及时掌握中外交涉的动态，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对世界的认知。1903年闰五月二十三，他又有以下文字，颇能体现认知的变化:

光绪二十六年，俄夷乘乱入东三省，据为己有。二十七年和议成，俄约退出，迄今仍虎踞不退。论者谓俄夷信将来必退，不知夷狄豺狼性成，断无肉入口而再吐出之势，况此时外洋各国视中国为一块肉，均欲吞而食之。现在法夷蚕食云南广西，英夷蚕食广东福建，日本蚕食闽浙，徳夷蚕食山东，俄夷蚕食新疆蒙古，其为中国之患者俄夷为最，以其地与中国毗连耳。俄人不但霸占东三省，一二年中必有吞并中外蒙古并新疆之势，中国仍若偷安，不思自胜之策，徒取西法以求自强，恐岌岌乎不可支持也。［36］

耳闻目见的“中国已成洋世界”，因为报纸的到来，逐渐更新而增加了许多距离更远、也更为具体的帝国主义动态。刘大鹏原本就对西学和外国人没有好感，加上远距帝国主义，增添了其对国家的忧思。作为最自然的反应，他同样关心中国领土的完整性，譬如他对日俄战争就有清醒的认识，“日俄战争原为中国之地，无论孰胜孰败，终为中国大害，且非仅东三省可虑也，其余一切省会将有不可安之势，处此时势如之奈何?”［37］此外，铁路、矿务等具体事务，也引起了他的关切。1903年十一月初六，“由《晋报》推之，大局甚危，吾晋亦如燕霍处堂，不日即有窝患之加。现在正太铁路之工已开，逾至工已告竣，铁路成而轮车通，矿务大兴，取煤取铁，其势纷如，三晋人民非但不能安枕而卧，且必受夷人之凌辱，即欲逃避而莫能矣。”［38］这段读后感，一方面说明刘大鹏自我认同中的浓厚省界意识；另一方面表明了他对铁路的认识，确实视其为帝国主义延伸权力的手段。

刘大鹏的这些反应与皮锡瑞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文化态度。1906年二月二十八，刘大鹏读《中华报》，“新政纷纷不可胜言，而学堂设立极要极多，所学者皆洋夷之学，毕业以一年三年为限，孔孟之学俱弃之而不一讲求，时运为之也可奈何?”［39］这句话表达了刘大鹏对洋夷之学凌驾孔孟之学的不满。这种观念在他身上早有显现，一以贯之。从个人利益看，西学兴而中学衰，意味着个体权势的衰落；从国家或天下看，孔孟之学的衰落影响到国家存续之根本，“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四书五经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40］在这个意义上，远距帝国主义对刘大鹏的影响在表层上是领土和铁路等问题，在深层次上则关乎着学术、人心、大局和天下的存亡。

三、“求得学问，救得祖国”

与上面两位传统读书人相比，年轻的黄尊三是一个具有新式思想的人。1905年六月十八，当他读到《时报》上的新闻说湖南的一些士绅试图恢复八股，就骂他们“老生之不识时务，可胜浩叹”［41］，说明了他对旧知识的鄙夷。总之，黄尊三与二十世纪初期的很多青年人一样，尽管读过一些私塾，但他总体上是积极拥抱西学的。

1905年以后，晚清新式学堂和留学外国的青年学生群体，是社会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力量，被寄予了振兴国家的希望。就如安德森笔下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阶层一样，“几无例外地，他们都非常年轻，并且对他们的年轻赋予了某种复杂的政治意义”［42］。留学外国获取新知，正是晚清年轻人实现某些政治意义的手段。1905年在湖南高等学堂通过选拔考试后，黄尊三来到日本留学，这种选择在心理上印上了狭间直树所说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是将中国逼入亡国之渊的敌人，同时又是自身所需达到的目标”［43］。不过黄尊三在日本却很难直接感受到帝国主义，显然本土的日本和在中国的日本执行着不同的标准。尽管偶尔也有因日本方面的举动———如例行检查行李箱，而引发留学生群体的敏感回应，除此之外，在日本的本土几乎看不到帝国主义的直接形式。

1905年以后，随着列强势力的调整，中国被瓜分的可能性降低了，但领土问题仍是备受关注的议题。此时，满洲和伊犁等边疆主权成为外交事务的核心，这也牵动着黄尊三的心绪。1905年六月二十八，他就地取材，阅读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对梁启超放弃满洲的言论很是不满，“卧病看《新民丛报》，论满洲外交问题，主张以满洲为永久中立地，分藩而治。余意满洲属我国完全领土，虽旅大为外人租借，然吾可举全境放弃，殊不以梁言为然。”［44］由此可知，黄尊三同样坚持国家领土之完整。

1905年的中国还发生了抵制美货的重要事件，这次帝国主义的主角变成了美国。黄尊三对其行径感到愤慨，“七月十五，灯下阅报，载有曾少卿者，因拒美货最力，美公司恨之入骨，屡欲加以谋害，为之愤慨。”［45］通过在商品消费上的反抗来表达不满，是近代中国抵制帝国主义入侵、培育民族主义情感的一种重要形式。需要说明的是，1905年的抵制运动与早期其他形式的运动不同，“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商人、官员、学生、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家庭妇女、店主、苦力、船夫，当然也包括广大村民”［46］，这离不开报纸对帝国主义国家动态的报道和对普通民众的动员。

随后数月，黄尊三按部就班地学习日文和各类课程。1905年十一月三日，他第一次看到《民报》，“浴后，看《民报》，民报为宋遯初、汪精卫等所创办，鼓吹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文字颇佳，说理亦透，价值在《新民丛报》之上。”［47］此后，他不仅阅读对象发生转换，政治立场也逐渐从拥护立宪转向革命。这个转变使黄尊三树立起双重的敌人，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一是清政府。恰如伯林(Isaiah Berlin)所说:“人们宁愿听从自己的信仰或是同民族、同阶级的人的命令，即便这会涉及到不公正的对待，也不愿让一些极端傲慢的统治者———来自外国或不同阶级、不同背景的统治者———来监护自己。”［48］有了这样的变化，在黄尊三的阅读实践中，对帝国主义的谴责和对清政府的批评就常常同时出现。

在接近辛亥年的时间里，留学生讨论边疆事务的氛围陡增，这主要和俄国展现的野心有关。其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是俄国试图占领伊犁的消息。1911年2月17日，黄尊三写到，“今日报载俄人拟占领中国伊犁，今在进兵准备中，中国当道，毫无闻知，昏聩至此，国奈其何”［49］，双重的愤怒表达得淋漓尽致。到了2月19日，留学生的情绪进一步高涨，“今日报载英俄交涉愈益迫切，有旦夕破裂之势，中国政府尚无应对方法，真是不堪痛恨，掷报于地，即至早稻田赴谈话会，因伊犁事，特别发起者，到者十余人。”［50］由此可见，读

报具有再生产的特点，阅读实践可以促进交谈和集体行动。

这件事对黄尊三的日常与自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月19日学生集会的当晚，他即写到，“余自受外交问题刺激，为人读书，猛进一步，欲念一时尽去，志向如何求得学问，救得祖国。”［51］可见，帝国主义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心灵的层面，个体由此将自我和国家结为一体，试图通过净化和完善自我来拯救国家。“祖国”一词，是流放型民族主义的核心词汇，史密斯(Anthony Smith)说:“没有祖国的民族就是一群贱民。所以，在民族的寻根过程中，‘热爱’和‘祖国’互相加强。”［52］到了2月21日，类似的话语又出现于日记，“此次受外交上之刺激，自觉孑然一身，他无希冀，只要能雪耻报国家，虽万牺牲有所不惜。”［53］由上可知，远距帝国主义对黄尊三的影响和皮锡瑞、刘大鹏均有不同。尽管他们看到的帝国主义国家还是那几个，关注到的事件大同小异，但帝国主义介入日常的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黄尊三的特别之处是将自我和国家高度统一起来。同时，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以及他的革命倾向，使其对帝国主义、清政府以及旧文化的态度变得复杂，这里或许可以用查吉特(Partha Chatt-erjee)概述的“东方型民族主义”特点“对号入座”，“拒绝外国入侵者和统治者，却以他们的标准模仿和超越他们；也拒绝祖先的方式，它们既被视作进步的阻碍，又被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54］。

结语：世界的阴影与中国的未来

有关近代中国的空间认知，最著名的说法是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一个使‘天下’逐渐缩变为‘国家’的过程”［55］。罗志田对此进一步引申，“若侧重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56］两种叙述的用词虽有不同，但意义有内在的相通性:无论“国家”或“世界”，都说明了中国秩序的变化:从一种以自我为中心、较少考虑他者，变成与其他国家共存的状态。

如本文所描述，在1898年到1911年期间，外交因素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报纸上的国际新闻描绘出一个新的世界图景。但新闻并不能呈现所有的社会事实，只是选择性地报道特定的对象和事件，这个图景就一直处于流动和偏向之中。正如罗志田所说:“近代中国人认知中的‘世界’的含义，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其核心或主宰仍大致维持，即今日称为‘西方’的那些欧美民族和欧美国家。换言之，世界不仅不一定包括中国，甚至也不必包括万国中的很多国，它很多时候实际意味着人类社会里中国人想加入的那个部分。”［57］另一方面，即使报纸呈现了许多国家，但人们也只会选择性地阅读、谈论和记录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他者。由此，远距帝国主义所呈现的列强动态，确立了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世界主要由欧美国家和日本构成，这些国家环绕在中国周围，形成一种另类的“中国中心论”。

这个世界向读书人投去了长长的阴影，并以不同方式介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对皮锡瑞而言，帝国主义是刺激他从传统学问转向西方知识的根本动力，并由此投入维新事业和思考国家未来，这是最典型不过的中国读书人的入世情怀。对刘大鹏而言，帝国主义同样令其担忧国家的命运，但或多或少与其个人境遇连接起来，作为还想在科举阶梯上升的举人，西学的兴盛使他失去了权势增长的可能性，因此他反对来自西方的一切事物。而对年轻的、拥有革命倾向、对未来还有很多想象的黄尊三而言，帝国主义更为深入地植入个人命运之中，直接影响到他的自我、为人和学习，个人奋斗和国家命运捆绑于一处。由表及里，帝国主义还造成了读书人不尽相同的时间感。Rupert Emerson指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全民族目标和价值体系，不是从传统中生出，就是指向一个不同风格的未来。前者回向传统，从历史中寻找昔日的光荣；后者面向未来，从前景中看到民族的希望。”［58］在本文的三位主人公中，刘大鹏坚持回到传统，黄尊三面向未来，皮锡瑞则处于两者之间。

这种时间感直接影响了读书人对中国未来的想象。学养深厚、具有趋新意愿的皮锡瑞，对于国家如何走出困境，处于第一代维新者的认识阶段；他的新知主要来自人际交往和报刊上的议论，停留于讲学、办学会和开民智等，这一代有改革倾向的读书人大抵试图以此来寻求富强。思想相对守旧的刘大鹏，将西方国家的到来看作天意使然，他早在1897年二月二十一就写到，“论者归咎于执事，而不必也。夫天下大变，原属天意使然，岂人力所能维持。自通商以来，寇屡犯边疆，中华被害，岂偶然哉?”［59］因此，尽管同样谴责帝国主义，但他几乎对晚清的所有改革都持反对态度，除了寄希望回到传统之外，没有提及任何解决中国困境的表述。对黄尊三而言，尽管有十分清晰的革命立场———“余谓中国国事至此，除断行革命外，一切都是废话”［60］，但作为在校学生群体中的一员，除了求知救国，还很难有成熟的思想或纲领；那个时期的青年学生群体大抵如此，用黄尊三的话来说，就是“不得要领，或言独立，或言编国民军，简直想不出办法”［61］。

综上所述，晚清报纸呈现的远距帝国主义，带来了读书人对世界大势的感知，刺激了他们对国家危机和民族存亡的忧思，也引发一种由外部力量导致的民族主义。这种情感并不复杂，“是一种外族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之后自发的心理伴生物，就像席勒的‘压弯的树枝’理论所说的，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民族个性的社会受到压迫和屈辱时自然生出的反应。”［62］再进一步分析，远距帝国主义的传递主要不是依靠上海新闻纸，而更多是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根据Barbara Mittler的研究，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新闻纸，其话语“很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外国或是排外的(xenophobic)”［63］。除了报纸的外资背景和逃避新闻审查外，其原因还与上海人这个群体处在殖民空间有关，“他们和外国人居住在一起，处于一个可以看到和判断很多外国制度和政府优点的位置，因此更倾向于批评中国和中国政府”［64］。这一特点从侧面反映了接触地带中西交往的复杂性———既有冲突又有融合。与此相较，中国人自办报刊所传达的远距帝国主义主要是冲突性的，它们很少反映殖民地的日常交往、观念变化或具体摩擦，而较多报道宏大主题，譬如领土、铁路、利权和主权等，后者常常比前者更容易造成心理的伤害，从而引起一种普遍的排外情绪和全国性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