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扩展得太大，有时反倒成了沉重的负担。唐睿宗时期，正是因为面对这种幸福的烦恼，他不得不做出抉择。然而，如何不破坏府兵制体系，又能避免大规模调动地方兵力和运输给养的问题，成了难解的难题。于是，节度使制度应运而生。这些节度使最初都是驻扎在边境的军事将领，和李家的血缘关系并不密切。 到了唐玄宗时期，藩镇节度使与中央朝廷之间的博弈开始加剧，双方各取所需，维持了一段较为和谐的局面。然而，合久必分，历史的车轮最终还是驶向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唐朝后期，藩镇既是中央的威胁，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没有这些驻守在军事重镇的藩镇，唐朝的政权可能会提前衰亡百年。然而，藩镇的存在并非一个稳固的局面。它充满了紧平衡的不安定性，这种平衡只是暂时的，甚至在高层阶级之间都可能瞬间瓦解。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种平衡仿佛是一根脆弱的丝线，随时可能断裂。 藩镇之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节度使掌握了重兵的那一刻。随着军权的掌握，节度使必然会逐步掌控行政权和财政权，而唐朝实施的两税法无意间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方便的后门，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渐渐削弱。有人认为，中央可以通过调整人事来削弱藩镇的实力，派遣自己的亲信接管藩镇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想法。

实际上，藩镇的内部并非节度使一言九鼎，节度使在其中并非唯一的权威。各个藩镇中的士兵、军官们，并非只为节度使而效力。这个局面背后，真正的权力来源是集体的意志，亦即士兵们的共同利益。如果节度使的决策与士兵们的利益相冲突，节度使很可能会被推翻，成为历史的过客。许多地方的藩镇，已经形成了兵团化的领导机制，这种形式的领导结构最终解释了安史之乱中，尽管节度使有足够的实力，但叛军却因失去士兵支持而迅速瓦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藩镇发生了多次叛乱，中央政府不断削弱藩镇的权力，各自打着不同的算盘，取得了某种微妙的平衡。有些藩镇的权力，中央根本无法削减；而有些地方的藩镇，则始终未能得到真正的控制权。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唐朝的统治又持续了百多年。

然而，唐朝后期的大多数藩镇，依然听从中央的命令。虽然有少数藩镇与朝廷保持表面上的和谐关系，但若是地方上发生农民起义，或是有事关唐朝存亡的争斗爆发，藩镇往往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央的一方。毕竟，藩镇的节度使也深知，若是中央灭亡，他们的命运也同样无法避免。藩镇与中央表面上貌合神离，其实背后充满了现实的计算和利益的考量。 当时没有哪个藩镇敢公开宣称自己有能力推翻中央政权并抵挡其他藩镇的联合攻势，大家的目标依旧是积蓄实力、寻找最佳时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势力敢自信地站出来，挑战中央的权威，担心成为第一个倒下的树木。而唐朝中央也需要藩镇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压制内乱，还要抵挡外敌的侵袭，这也是唐朝能够维持如此长久的根本原因。然而，想要有效控制藩镇，实际上非常困难。

到了唐朝末期，藩镇们通过平定黄巢起义的机会，开始互相吞并，部分藩镇的实力已经足以威胁中央政权的存在。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势力也趁乱入局，加入到中原的动荡中。这一切的变化，注定了唐朝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朱温的篡位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唐朝的灭亡和当年东周的灭国一样，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太多波澜。除了外部的压力，唐朝内部的皇权早已被宦官掌控，宦官们与外部藩镇勾结，唐朝的政权早就形同虚设。在这种极度混乱的局面下，藩镇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它们一方面通过维护唐朝的正统地位，防止政权的全面崩溃；另一方面，又在适当的时机选择推翻这个早已没有实质意义的政权，完成历史的最终演绎。

藩镇节度使从掌握兵权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就标志着唐朝王朝演变的开始。外戚和藩镇权力的分散，使得中央政权的军事能力急剧削弱，逐渐失去了维持威信的能力。最终，唐朝朝堂上的权力已经无法有效支撑起整个帝国的庞大框架，政权走向了灭亡的边缘。 即便如此，表面上，藩镇与中央朝廷依然保持着隶属关系。在关键时刻，藩镇依然会为维护唐朝的正统而出力，然而这一切依旧是出于现实利益的理性考量，非出于忠诚与信仰。唐朝的灭亡，并非某个藩镇的单方面决定，而是在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中，唐朝政权的崩溃几乎是顺理成章的，犹如大鱼吃小鱼一般，自然而然。

参考文献：《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