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0年的朱明江山，在崇祯时期土崩瓦解。学界对明朝灭亡的原因做了深入的剖析，涉及内忧外患、政治腐朽等诸多方面。明朝为何未能突破中国古代政权治乱兴衰循环的宿命？尽管外部因素有所影响，更多的根源还是出自于内因。像历代王朝一样，明朝的衰败，内部的制度性问题尤为严重。

明朝末年，朝廷内斗激烈、墨吏横行，民间则是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而外部则面临着满洲的崛起，朱氏江山的覆灭似乎早已注定。然而，造成这一局面的，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败象早在明中期便已显现出来。以嘉靖时期为例，朝廷的财政收入年约二百万两，但支出却高达五百万两以上，最少也有三百余万两，远远无法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在专制集权的体制下，统治者始终未能制订有效的约束开支的制度和政策，且无论支出多大，似乎总能通过官僚体系向百姓转嫁。赋役的不断增加，逼迫大量农民破产，土地越来越集中在享有特权的豪门贵族手中，阶级矛盾愈加尖锐。我们从《大明王朝1566》中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的国家财政已经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每年，朝廷都在强行增加税收，百姓的困境无从缓解，纵使出现海瑞这样的清官，也依然无法改变整体的困局。

也许是深受晚清腐败政权及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当代人往往将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描绘成保守、僵化、无法顺应社会发展的形象。确实，固守祖宗成法是一种典型的统治策略，但从国家全局出发，锐意进行变法革新的努力，古代并非没有。例如唐朝的两税改革、宋代的王安石变法，都是划时代的改革举措。明朝中后期，关于改革的呼声一直此起彼伏。史书上记载，嘉靖以后，朝廷变法的尝试屡屡碰壁，成为了众说纷纭的话题。而在众多的改革者中，张居正的变法最为人知，且影响深远。 张居正在改革中最为推崇的是一条鞭法——这是一种以税制改革为核心的政策。新的税制通过简化征税流程，将资财作为基本的税收对象，这无疑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然而，这一制度的实施必须先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税收系统，才能保证其有效性。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税制还需要有一套完善的会计制度、银行制度以及中央结算机制作为保障，才能确保整个体系的生命力。建立这些制度无疑会触及官僚系统的根基，改变现有的政治结构。然而，张居正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也未能采取足够的措施来确保改革能够长久维持下去。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在全国范围内清查耕地，并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监管。无论如何，土地的丈量工作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大土地所有者自然不愿按土地多少纳税，甚至一些官员在丈量中徇私舞弊，虚增地产面积。这使得改革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张居正去世后，有人将清丈土地中的弊端上奏皇帝，最终，万历皇帝一道圣旨，宣布张居正时期的土地丈量无效，这也直接导致了新税制的崩塌。历史证明，不顾社会现实的改革即使短期内有所成效，也无法避免最终的失败。

在皇帝制度下，历史并没有注定出现明君与昏君的对立，明朝中期的六任皇帝，无一不是各具特点。正德帝在位16年，却厌倦了皇帝所应遵循的宫廷礼节，偏爱与士兵一起冲锋陷阵，甚至因在江南巡游溺水而意外驾崩。嘉靖帝继位后，由于血统旁支继承大统，导致朝政混乱不堪。他的迷信道术和对权臣的依赖，使得严篙等奸臣长时间掌握朝政。继任的隆庆帝虽然在位仅六年，但在任期内，朝政腐败，边患不断，民众开始有了国危的声音。万历帝继位时年仅八岁，政务由张居正代行，国家政事出现了一些回升，但张居正去世后，年轻的万历帝渐渐开始否定前人的改革，却无法拿出更有效的治国方案。天启帝即位后，他把政事完全交给了魏忠贤，自己则在后宫专注木工技艺。继天启帝而立的崇祯帝，尽管是明朝中期最勤勉的皇帝，却最终未能阻止国家的灭亡。崇祯虽然无疑是一个努力工作的皇帝，但他在历史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无能的帝王，将明朝的命运推向了终结。

明朝的失败，折射出的是一代代封建王朝官僚体系的腐化、贪婪和政治崩溃。官吏的腐败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覆灭，这种腐化在封建社会几乎成为必然趋势。官僚政治固有的体制性缺陷和内部矛盾，导致它们无力从腐败中自拔，最终引发了社会危机。

在明朝的政治舞台上，并非缺乏清正之士，也并非缺乏那些愿意为正义和道德而献身的英雄。然而，过于陈腐的政治理念，未能引导统治者朝着拯救国家、造福百姓的方向努力。与其说他们麻木不仁，不如说他们已经甘于堕落，拒绝顺应时代的进步。正是这种固守旧制、不思改革的态度，导致了明朝的步步危机，最终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