蹄响千年，金鞍焕彩

—— 从内蒙古博物院藏文物

看马文化的传承与新生

下篇

孟和套格套

袖手垂鞭出帝阍，万花栏马舞新春。当丙午马年的春风掠过阴山山脉，拂过敕勒川的万顷草原，内蒙古博物院展厅里的鎏金铜马具依旧泛着温润的光泽，元代金马鞍上的卧鹿仿佛正伴着春风颔首，北魏壁画中的猎骑身影似在旷野中奔腾。马，这一兼具速度与力量的生灵，从远古旷野走来，跨越五千余年文明长河，在北方草原的沃土上与人类结下不解之缘。它不仅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伙伴、沙场上纵横驰骋的战友，更化作文物里的永恒图腾，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纽带。值此新春佳节，让我们循着文物的脉络，聆听蹄声千年，共赴一场马文化的文明之约，在文博遗产的璀璨光芒中，传承蒙古马精神，许下马年的美好祈愿。

北方草原是中华文明马文化的核心发祥地之一，而内蒙古博物院珍藏的件件文物，正是这段人马共生史的鲜活见证。从史前岩画中简约的马形刻痕，到夏家店文化青铜饰件上的骏马纹样，从北魏壁画中的狩猎场景，到辽金元时期的华美马具，马的形象贯穿于北方民族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早已融入草原的血脉。在“马舞新春 —— 丙午马年全球生肖文化联展” 的展厅里，近 50 件（套）珍贵文物静静陈列，400 余幅马题材艺术品图片徐徐铺展，从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到民俗艺术，全方位解码着马的文化密码，也让我们得以窥见，马如何从自然生灵，一步步成为文明的载体与精神的象征，更孕育出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

回望远古，当人类第一次驯服野性的骏马，便开启了文明演进的全新篇章。在内蒙古草原的岩画遗存中，那些用石器敲凿的马形图案，线条简洁却充满力量，有的扬蹄疾驰，有的低头觅食，有的背负骑手，记录着先民与马最初的相遇。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饰牌上，骏马与动物纹样交织，锡青铜的坚韧质地，承载着北方民族对马的崇拜；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柄部，马首造型惟妙惟肖，低铅高锡的合金配比，既保证了兵器的锋利，也镌刻着马与战争的最初联结。这些先秦时期的文物，虽历经千年风霜，却依旧能让我们感受到，马在北方民族生活中早已超越了“工具” 的意义，成为生存的依靠、信仰的寄托，更在逐水草而居的迁徙中，孕育出蒙古马精神中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底色。

进入秦汉，大一统的文明格局让马文化迎来了第一个鼎盛期。内蒙古地区出土的汉代陶马，身躯壮硕，四肢有力，昂首前视的神态中透着昂扬的斗志，恰如《汉书》中对“天马” 的赞誉。而在马具的发展史上，汉代的当卢堪称艺术瑰宝。内蒙古博物院馆藏的鎏金天马纹银当卢，以白银为胎，鎏金为饰，天马踏云而行，纹样细腻流畅，将中原的云气纹与草原的骏马形象完美融合。此时的当卢，已从最初的防护用具转变为华贵的装饰品，金、银、铜等多种质地的运用，彰显着主人的身份地位，也见证着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马，不仅是汉代骑兵驰骋疆场的利器，更是丝路之上的文化使者，踏着戈壁的风沙，将中原的丝绸、瓷器运往西域，也将草原的骏马、皮毛带回中原，踏出了一条贯通东西的文明之路。在这条路上，蒙古马精神中一往无前、开拓进取的特质，早已融入民族的血脉。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政权更迭，鲜卑、敕勒等民族相继崛起，马文化在融合中不断发展。内蒙古博物院珍藏的北魏《敕勒川狩猎图壁画》，堪称这一时期的艺术珍品。壁画之上，敕勒川的草原辽阔无垠，拓跋鲜卑的骑士跨马弯弓，骏马四蹄腾空，身姿矫健，猎犬紧随其后，猎物仓皇奔逃，画面的每一处细节，都生动再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草原盛景，也记录着游牧民族 “以马为家，以射为乐” 的生活常态。此时的马具工艺日趋成熟，木质高桥鞍的出现，让骑乘更加平稳；单侧马镫的雏形，为后世双镫的发明奠定了基础。马，不仅陪伴着北方民族征战四方，更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成为连接不同族群的文化符号，见证着北魏孝文帝改革后，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水乳交融。在这一过程中，蒙古马精神中团结协作、兼容并蓄的内涵，得到了充分彰显。

隋唐盛世，马文化迎来了巅峰时刻，而内蒙古草原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交汇之地，留存下了诸多见证这段辉煌的文物。唐代的马舞被视为盛世祥瑞，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其造型仿自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壶，壶腹之上的舞马衔杯图案，与内蒙古博物院藏的唐代彩绘陶马相映成趣。那些三彩骑马狩猎俑，胡人骑手侧身控豹，骏马回首凝望，动静之间，尽显大唐的开放与豪迈。马球运动的盛行，更将马的速度与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章怀太子墓的《马球图》壁画中，骑手持杖争球，骏马奔驰如飞，而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唐代马球纹铜镜，虽历经千年，铜镜上的马球场景依旧清晰，见证着这项运动从宫廷走向草原，成为各民族共享的娱乐方式。此时的马，是大唐盛世的象征，是各民族交流的纽带，它的身影，镌刻在文物之上，也烙印在中华文明的记忆里。蒙古马精神中昂扬向上、追求卓越的品质，在盛世华章中熠熠生辉。

辽、金、元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建立政权，马文化迎来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内蒙古博物院藏的马具文物，更是其中的璀璨明珠。辽代契丹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具制作工艺冠绝天下，“契丹鞍” 与端砚、蜀锦、定瓷并列为 “天下第一”。博物院馆藏的鎏金云纹铜马具，出土于赤峰辽代墓葬，鎏金铜饰片上云纹流转，奔鹿纹样栩栩如生，全套马具体系完整，兼具实用与审美功能，彰显着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民族 “车马为家” 的生活方式。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成套银马具，银质鎏金，錾刻精细，成为辽代马具工艺的巅峰之作。在契丹铁骑纵横的岁月里，蒙古马精神中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特质，支撑着民族在逆境中前行。

元代，蒙古民族崛起，马成为帝国的基石，也造就了马具工艺的巅峰。1988 年出土于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乌兰沟的卧鹿缠枝牡丹纹金马鞍饰，现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堪称元代马文化的瑰宝。这套国家一级文物，以木质为鞍体，外包镶黄金饰片，饰片以捶揲工艺制成，四曲海棠形开光内，一只瑞鹿静卧于缠枝牡丹之中，四周花草环绕，浮雕纹样层次分明，精美绝伦。相传这套金马鞍饰是元世祖忽必烈赐予汪古部明月公主的信物，瑞鹿的纹样既寓意吉祥，也象征着公主的美丽与灵性。如今，复原后的金马鞍在展厅中熠熠生辉，它不仅是元代黄金工艺的杰作，更是草原民族和平愿望的象征，见证着蒙古汗国时期的民族交融与文化繁荣。在蒙古铁骑横跨欧亚的征程中，蒙古马精神中坚韧不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信念，成为民族前行的强大动力。

明清时期，马文化逐渐从战场走向民间，从实用走向象征，却依旧在文物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明代的马镫，工艺精湛，造型简洁，延续了北方民族的制作传统；清代的木镶金嵌珠石珊瑚马鞍，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与内蒙古博物院藏的清代龙首铁马镫相映成趣。那双龙头掐丝珐琅鎏金铜马镫，镫梁雕刻怒目龙首，鬃毛虬结，尽显皇权的威严，而草原牧民使用的察哈尔马鞍、苏尼特马鞍，木质坚韧，装饰朴素，承载着牧民的生活智慧。郎世宁的《弘历观马技图》中，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的骑手与清军一同表演马技，骏马奔腾，骑手矫健，见证着清代各民族的团结共生。此时的马，虽不再是战场的主力，却成为民俗文化中的祥瑞意象，“马到成功”“龙马精神” 的美好寓意，融入百姓的生活，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蒙古马精神也从历史深处走来，成为激励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

千年岁月流转，蹄声从未远去。从史前岩画到元代金马鞍，从北魏狩猎壁画到清代马技图，内蒙古博物院藏的件件马文化文物，如同一串串珍珠，串联起北方草原文明的发展脉络，也彰显着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见证着人马共生的岁月，记录着民族融合的历程，承载着勇往直前的精神，彰显着开放包容的胸怀，更孕育并传承着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蒙古马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它激励着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不畏艰难、开拓进取；在守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的事业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团结一心、携手并进。内蒙古博物院作为守护草原文明、传承马文化的重要阵地，始终致力于挖掘文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让蒙古马精神在文博遗产的光芒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值此丙午马年，站在内蒙古博物院的展厅里，凝望那些穿越千年的文物，我们仿佛能听见远古的蹄声，看见草原上的骏马奔腾不息。马，象征着速度与力量，代表着勇敢与坚韧，寓意着成功与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愿我们如蒙古马般，怀揣梦想，勇往直前，在事业的疆场上驰骋纵横，在生活的道路上蹄疾步稳；愿我们传承文物中蕴含的文明基因，守护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让蒙古马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愿各民族像骏马并肩奔驰，同心同德，携手并进，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