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甲骨文“马”字取马侧视形象,包括马头、二腿或有蹄、鬃毛、马尾等马的典型特征。个别字形马身有横纹,或认为是斑马象形。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发现家马遗骸是在距今3300年左右的殷墟等地,处在同时期的殷墟甲骨文中“马”字异体很多,也许反映马传入后新造了“马”字。西周时“马”字脖颈上鬃毛上移到以“目”形代替的马头,春秋时与“目”形的横划连为一线,象形性减弱;战国时东方各国“马”字简省严重,秦文字承上启下是演变的主流;秦汉时字线条拉直,马首以外构件融合、变形,整字已不再象形;西汉时草书写法是简体字形“马”的滥觞。甲骨文中“马”字有圈养马、骟马、选配驾车的马、作为祭祀用牺牲等本来用法;另用作方邦名“马方”,以及用作与“马方”相关的“多马”等军事武装、“马亚”“马小臣”等职官名。
古人把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6种牲畜——马、牛、羊、鸡、狗、猪称为“六畜”,擅长奔跑和负重的马,位列六畜之首。马也被列入十二生肖,与地支“午”相配。目前所见,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动物搭配的生肖文化最早见于出土秦竹简中,不过搭配组合尚未固定。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与地支“午”搭配的是“鹿”,而“马”与“未”搭配;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所载十二生肖已与现在一致,“马”与“午”相配。隋萧吉《五行大义》卷五“论禽虫”说:“午,朝为鹿,昼为马,暮为獐。《本生经》言‘旦为马,昼为鹿,暮为麞’”[1]。《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夫马似鹿者而题之千金”[2]。这说明古人眼中“鹿”与“马”有一定相关性,所以“鹿”也可以与“午”相配。大家熟知的成语典故“指鹿为马”,赵高的行为虽然离谱,但可能并非像一般理解的那样离谱。考古发现,世界范围内马的驯化最早在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稍晚,大约在距今4000年出现在黄河上游地区;在距今3300年左右商代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殷墟等地,考古发现多个车马坑和马坑[3],说明马已经在当时人的生活中充当重要角色。这在同为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也有鲜明体现。时逢马年,我们谈一下甲骨文“马”字及其演变,以及“马”字在甲骨卜辞里的用法。
一、甲骨文“马”字的释读与构形
甲骨文“马”字因为比较象形,很早就被认出来了。最早的甲骨文考释著作,孙诒让1904年编成的《契文举例》,其卷下“释文字”专门考释了甲骨文“马”字:“龟文‘马’字有数体,亦皆象形。……第一字(按:指《铁云藏龟》2.2之‘
’)有尾、有蹄、有髦,形最完备。”[4]罗振玉也说:“卜辞诸字形虽屡变,然一见而可知为‘马’字”[5]。甲骨文“马”字异体字特别多,代表性的就可以选出如下十余形:
、
、
、
、
、
、
、
、
、
、
、
、
、
、
。作为象形字,“马”取象[6]角度与其他动物象形字一致,以侧视角度抓取典型特征:马头(嘴、眼、脸、耳)、马鬃毛、马身、侧视所见两条马腿与蹄、马尾等。但细节各有差别,且体现出时间前后差异。早期字形如“
”,详细描出马脸、嘴、眼、耳,方形马蹄,马尾有4毛;有的如“”描出马脸轮廓;马嘴或微张,如“
”,或闭合而成一线,如“
”;有的马嘴简化为两条直线,如“
”。在商晚期甲骨文行用的273年中,“马”字在不断简化。按甲骨传统五期划分,“马”字大概从第二期已开始简化。马头部先是耳、脸、嘴连成一线,作锥形,如“
”“
”。进一步演变后,与甲骨文“目”形类化,整个马头部变为“目”,如“
”“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马眼睛较大,直接用大眼睛来代替头部,如同样以大眼为典型特征的“鹿”字甲骨文作“
”。也可能是两个因素兼有。马头之外,马身也由马背、马腹两条线简化为一条线,如“
”“
”,字形更为抽象。尾巴也有一定简化,如从有4根毛尾巴的“
”简化为常见的两毛的“
”等,又简化为“
”“
”等,尾巴有1根毛或无毛。另外,马蹄由方框简化为一短线,后期则这一短线也省略。甲骨文动物象形字尾巴、足部的取象和演变都有类化现象。若动物尾巴的毛不长,一般只以一个单线条表示;若动物尾巴的毛长,则一般在线条上加二分叉作“”形代表长毛尾巴。马尾毛较长,故一般作“
”。“马”字以外,大象的尾巴末端也有长毛,所以甲骨文“象”字尾巴一般也是作“
”,即“
”。动物象形字足部取象同样存在类化,如龟、虎等足部作爪形,分别为“
”“
”;而犬、豕等一般不表现足部。马因有蹄,与其他动物象形字不同。
经过简化和类化的甲骨文“马”字,象形性已减弱。尤其“
”形,马的双腿靠近头部,与马脖颈的鬃毛对称。不过无论如何简化,马的最典型特征3个鬃毛线条要保留下来(个别字形无鬃毛,如“
”,为极个别现象)。马脖颈上鬃毛很多,但“马”字一般用3个线条表示,这也反映当时已有以“三”表多的观念,马尾、鹿角都是如此。
上述“
”“
”二形,马身与其他字形不同,中间有横线。这并非一般马的特征。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这个特殊情况,早期甲骨学家王襄解释:“马之身间写条文,殆象斑马也。”[7]当代学者徐宝贵先生也指出有横纹的“马”字为斑马象形字:“此字形上所画的花纹与动物斑马身上的花纹形状及其位置是完全相同的……这几个‘马’字虽然可以读为‘马’,但是,它是斑马的象形字。”[8]《中国动物学史》认为先秦文献《山海经》中的“鹿蜀”就是斑马,“表明斑马曾出现在亚洲东方”[9]。《山海经》是这样的记述的:“又东三百七十里曰杻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10]是说鹿蜀外形像马但头部白色,身上有类似虎纹的条纹。这确实与斑马类似。明代《山海经图》一类书籍根据《山海经》的描述画出了鹿蜀图(图1)。现在一般认为斑马是非洲大陆特产,有横纹的甲骨文“马”字及先秦典籍《山海经》的记载为古代斑马的分布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图1 鹿蜀(明胡文焕刻格致丛书本《新刻山海经图》)
甲骨文“马”字为马象形,不过我们也会注意到,虽然其异体众多,但马腿、马蹄朝向左或右侧立,不是朝下(如图1)。甲骨文“虎”字等大部分动物象形字情况相同。这背后原因应该是当时日常书写用竹简。动物形象立起来,才能适应狭窄的竹简。商晚期铜器何马觚上的族徽类铭文“马”作“
”,因不存在幅面窄限制,“马”并未侧立。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马”字:“
,怒也;武也。象马头、髦、尾、四足之形。”许慎是就演变后的小篆字形说解,说“马”字构形“象马头、髦”是正确的,但说象“尾、四足之形”是错误的。所谓“尾、四足”应该说的是“
”下部的“
”部分,认为虚线以左是“四足”,以右是“尾”。根据甲骨文字形及其后演变来看,“四足”很明显是对变化后的小篆形体的误解。著名古文字、古史学家徐中舒指出《说文解字》这个错误:“甲骨文凡关于禽兽的象形字多作侧视形,只能显其一面,因此四足的兽只画两足。《说文》中凡马、鹿、羊、豕、象、㲋诸字,都解说为象四足形……这些字在小篆里也的确是像四足形……这类的错误全是根据当时讹变的字体而来。正当的解释是尾三足二。” [11]“
”下部的“
”很明显是由甲骨文字形的马尾“
”演变而来,“
”除“
”以外的两个线条为“两足”。小篆“马”字马尾“
”其实也是类化的结果,如小篆“豕”字作“
”,“象”字作“
”,尾巴构形相同。
关于汉代对马足和尾的误解,西汉司马迁《史记》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唐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云:“‘马’字下曲者尾,并四点为四足,凡五。”[12]这个故事是说郎中令石建上书皇帝奏事,皇帝批阅后发回时,石建才发现奏章中“马”少写了一笔,“尾”与“足”加起来应该是5笔,而他写成了4笔,因此很是惶恐,担心皇帝降罪。所谓4笔、5笔,当是西汉张家山汉简所见“
”及“
”,字形下部分别为4和5个短划。
《说文解字》用“怒也;武也”来解释“马”字,是用传统的“音训”方式,也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字义。朴学大师章太炎对此说明:“怒也,武也,‘马’‘怒’以迭韵为训。古音‘马’‘武’皆读‘姥’,音同。故‘司马’作‘司武’。”[13]又解释 “马”与“怒”意义关系:“今荆州谓面含怒色为‘马起脸’。”[14]意思是生气和发怒时脸拉长像马脸。
甲骨文“马”字可与考古出土马骨相互印证。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夏商文明的中心,殷墟等地最早发现家马遗骸,甲骨文也在行用。家马的出现与“马”字的产生必然有联系。袁靖先生指出,因为这一地区距今3300年以前几乎没有发现马骨,而此后发现多个车马坑和马坑,说明家马是突然出现在殷墟地区。或者从西边甘青地区传入,或者从北边内蒙地区传入[15]。朱凤瀚先生认为,“商人由自郑州迁都北上始,亦即二里岗上层文化晚段至殷墟文化一期间(约自盘庚至武丁早期)与来自欧亚草原东部的北方族群频繁接触后,开始使用马、学会使用并制造马车与青铜车马器。马的利用,成为商文明飞跃发展的重要因素。”[16]“马”这种可以负重、载人载物、可以用于征战的新的动物传入当地后,与人的生产、生活、军事紧密相关,自然要为其造字。甲骨文“马”字异体异常丰富,反映甲骨文“马”象形字的造字时间或许就在此一时期。一般认为,因为甲骨文已经非常成熟,在其之前一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甲骨文时代也有部分反映新事物和现象的新造字。甲骨文传统五期划分的第五期,也就是商朝最后的帝乙、帝辛时期,有一批仅见于此期的记录马毛颜色等的马旁字。这也说明,随着马日益融人的生活、对人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对马的观察和区分也越来越细致。
二、“马”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
“马”字甲骨文象形字很明显是商晚期金文“
”的线条化。甲骨文“马”字继续线条化和抽象化,象形性一步步减弱。西周时字形进一步简化和规整。此时期马的头部已经基本固定为“目”形,公贸鼎的“
”仍保留马嘴形,算是例外。此时一个主要的变化是马脖颈的鬃毛移到了头部“目”形处,如西周甲骨文的“
”,金文中作册大方鼎的“
”、豆闭簋的“
”等。马鬃毛的短笔划 [17]开始与“目”形中的短划相接,如西周甲骨文的“
”,西周早期扬方鼎的“
”。西周晚期,“目”形中短划与鬃毛短划开始连为一划,如史颂簋的“
”、孟辛父鬲的“
”。此时期“马”字的马尾也有个明显的变化,之前马尾与马背为一个线条,此时则多为马背与马后腿一个线条,马尾单独一个线条,如“
”。这也是与其他动物字类化的表现,如西周早期的作㣇商簋“㣇”字作“
”。不过到春秋时期,此尾部变化并未继承下来。
春秋时,“马”字鬃毛的三个短划基本与头部“目”形的短划连为一划,尾部基本与马背一个线条,整个字更为规整,如石鼓文的“
”。
战国时诸国分治,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东方六国文字草率诡变、俗体流行,简省现象非常突出。如齐系玺印文字中“马”字作“
”“
”,晋系玺印中“马”字更是变作“
”“
”,马身仅以一横代替。如果说玺印文字有其特殊性,那么反映文字日常书写的楚系竹简,“马”字有的简省作“
”“
”等,与晋系玺印中“马”字类似,马身以两横或一横代替。此简省形体有脉络可寻。大概属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简有字形作“
”,字形构件尚齐全。最左侧两斜划为马腿,右下三斜划为马尾。新蔡楚简的“
”与此类似,只不过有的笔划由斜划变为平划。此类字形马身构件都围绕马头布局,在一定程度上与秦系文字的“
”相似,只不过没有后者方正。包山楚简“马”字作“
”看似字形特异,其实不过是把马身与马头分离,并且把上述“
”马尾二笔划变为水平而已。曾侯乙简又有字形作“
”,马尾仅两个笔划,上博简“马”字作“
”与此类似。简省字形“
”“
”很可能是从“
”“
”二形基础上简化而成。
《说文解字》小篆记录秦汉间使用的篆文,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因为许慎编纂《说文解字》有整理汉字系统的目的,个别字形构件会作系统类化处理,与当时汉字实际情况有一定偏差。《说文解字》小篆“马”字作“
”,与上一时期战国时字形不合,却与春秋时期石鼓文“
”相合。小篆“
”的尾巴构件“
”显然是石鼓文“
”尾巴“
”的变形。上文提到,其尾巴构件“
”与《说文解字》“豕”“象”作“
”“
”一致。“豕”“象”在西汉早期张家山简中分别作“
”“
”,尾巴构形与“马”字小篆相同,只不过线条拉直了。同是在张家山汉简中,“马”字作“
”等,这说明《说文解字》“马”字篆文很可能是为了汉字的系统性及保留“马”字象形性的目的,与“豕”“象”等动物字作了类化处理。
战国时的秦国文字到秦代文字,上接周金文,下启隶书,与东方六国文字相比,字形相对稳定,为演变的主流。此一时期,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隶变”期。因汉字使用频繁,为节省书写时间,汉字的弯曲线条开始拉直,汉字的结构也往往发生笔划和构件的粘合。睡虎地秦简“马”字形作“
”,在春秋文字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省略马身,两条马腿与马尾都与马头笔划直接相接;北大秦简“马”字有字形“
”,马腿、马尾弱化为较短笔划,围绕在马头左下及下部;秦玺印“马”字作“
”,马尾构件的一个笔划与马头最下横划连成一线,已不易看出尾巴形状,象形性进一步减弱。睡虎地秦简“马”字有字形作“
”,尾巴构件进一步变作“
”,最右侧笔划在与马头最下部笔划一体的基础上朝左弯曲,开始奠定后世“马”字字形基础。整字也更方正,反映了汉字方块化的演变趋势。里耶秦简“
”马腿构件朝下、朝中收拢。秦封泥“
”二马腿完全移至横划下部,与马尾的3笔划并列为上文说过的5笔划,“马”字字形至此基本定型。
西汉时“马”字字形与秦代基本一致,如张家山汉简有字形作“
”。其较大变化,一是,马尾最右侧笔划与马头最下部笔划成为一体后,马尾其余二笔划与马腿二笔划相对独立;二是因为字已不象形,此4个笔划可多可少,有时简化为3个,如张家山汉简的“
”,有时简化为两个,如居延汉简的“
”;三是,此4个笔划缩短,逐渐变为“点”,如张家山汉简的“
”“
”“
”。个别的此4点草书连笔写为一横,如居延汉简的“
”。居延汉简还出现了草书连笔字形“
”“
”“
”等。其中“
”形体极度简化,仅保留字的外形轮廓,是后来简体“马”字的滥觞。
发展到汉代今隶阶段,“马”字整体字形扁平,笔画横平竖直,左下4笔划定型为4个“点”,如史晨碑的“
”、肥致碑的“
”、居延汉简的“
”、熹平石经的“
”。后三者已经开始出现楷书笔画形态。楷书成熟以后,左下4个“点”之形成为主流规范字形,如北魏太仆卿元公墓志铭作“
”;也有继承草书写法,4个点连为一横的异体字形,如北魏穆彦墓志作“
”。至于“马”字楷书简体字,上文已提及,是从“马”字繁体草书楷化而来。
表一“马”字字形演变表
三、甲骨刻辞所见“马”字的用法
甲骨卜辞中,“马”字有其本来用法,即记录动物马,包括圈养马、骟马,用马作祭祀用牺牲等。又用作方邦名“马方”,以及与“马方”相关的“多马”等军事武装、“马亚”“马小臣”等职官名。
图2 国图甲骨11382+12716(《合补》9296)
图3 国图甲骨4423(《合集》24507)
国图甲骨[18]11382+12716(《合集》[19]29416+《合集》13841=《合补》9296)(图2)为两块牛胛骨残片拼合,残辞内容为:“…畜马才(在)兹厩疾,其…”,意思是在这个马厩里畜养的马生病了,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合集》29415有类似的卜辞:“王畜马在兹厩…母戊,王受祐。”“兹厩”说明当时圈养马,且不止一个马厩;为马厩里的病马卜问,说明当时对马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此甲骨中“马”字“
”字形特异,马身与“目”形马首右下角相接,而不是常见的与中间眼珠处相接,外形上像是马耷拉脑袋,或许是通过字形额外表达马病状态。同片“厩”字中的构件“马”则是正常形态。甲骨文虽然已非常成熟,字与词已严格一一对应,但也偶尔会表现出汉字成熟前的原生态,即字形表达字外意思。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合集》10405记录的一次“车祸”,后面小臣的车因车轴断裂撞了前面商王的车。这里车轴断裂的信息就是通过“车”字“
”的车轴断裂象形额外表达,句子中并无相应的字词。
国图甲骨4423(《合集》24507)(图3)为牛胛骨骨边残片,卜辞记录了对马的阉割。其释文为:“…贞:又(右)赤马其犗,不歺。”加“[ ]”的3字残缺,且骨面剥泐,中间“马”字已不甚清晰。不过《合集》29418有同样的完整卜辞:“左赤马其犗,不歺。”字体完全相同,应该是同时所卜,据此可补国图甲骨4423释文。“歺”字于省吾先生认为是“烈”字初文,“不歺”指马不悍烈[20];蔡哲茂先生认为“歺”字(
)是“死”(
)字省文 [21]。这两个释法放在句子里都讲得通。卜辞意思是问右侧驾车的赤色马阉割后,是否不悍烈,或者是否会不死。日本学者佐原真指出,未经阉割的公马在战场上因与敌方母马调情而影响战情。公马阉割后性情会更温顺,并且秦始皇兵马俑拉车的公马全部是阉割过的[22]。从这一点看,阉割公马让其温顺是驾车前的必然步骤,似无需卜问预测,而阉割过程是否会致马死则需要担忧,释“歺”为“死”更合理。不过说“歺”字为“死”字之省,现在不能确认。
图4 国图甲骨2463(《合集》19847)
图5 国图甲骨3021(《合集》16180)
马可用作祭祀的牺牲。国图甲骨2463(《合集》19847)(图4)为龟左背甲残片,存一条完整卜辞:“甲子卜,
:
马至祖乙。”是卜问是否向祖先“祖乙”献祭马。国图甲骨3021(《合集》16180)(图5)为龟右背甲残片,也是用马来祭祀,卜辞为:“贞:
(杀)马。”卜问是否通过割杀马方式祭祀,“马”字右侧稍残缺。卜辞所见,马作祭祀牺牲,一般是用于较重要的男性祖先,且出现的频率和数量远低于牛、豕、羊、犬等动物,反映当时马的重要性。
图6 国图甲骨1287+2153(《合集》36417+《合集》8359)
图7 国图甲骨6049(《合集》11459)
马在当时主要是用于驾车,目前还没见到用于骑乘的证据。根据考古发现,殷商时期马车为一驾两马。上文提到的 “右赤马”“左赤马”,以及甲骨文里“左马”“右马”说法,相当于后世文献的“左服”“右服”。甲骨文“车”字有“
”“
”“
”等形,也反映当时马车形制为两轮、一车厢、一辕、一衡、两轭。卜辞所见,当时会卜问驾一车的两马是否匹配。国图甲骨1287+2153(《合集》36417+《合集》8359)(图6)为牛胛骨残片拼合,释文为:“戊戌卜:王其
马
、
马
(骜),小臣
鼄,克尸
…”。蒋玉斌先生认为,此条卜辞记载商王卜问将“
”地之马“
”与“
”地之马“骜”匹配;小臣“
”驾车,“是很生动的商王乘车出行的辞例。如何匹配驾马,由谁驾车或奔走,均是商王关心的话题。” [23]刘一曼、曹定云先生根据考古发现指出,商王(或高级贵族)外出乘的马车辕左、右的驾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如殷墟车马坑中,分置于辕左、右的两匹马,马架的长度与宽度大多基本相近,表明原来马的高度也大体相似。我们曾对一些车马坑马的年龄作过初步鉴定,同坑二马的年龄大多接近。这些迹象表明,驾车的马不是任意配置,而是经过选择的。因为只有经过精心挑选,搭配合理的双马驾车,才能保证王和高级贵族出行的安全。”[24]
当时车马的数量单位是“丙”。国图甲骨6049(《合集》11459)(图7)为龟腹甲右后甲残片,中间左侧有有残辞:“…马五十丙。”此外《合集》1098有“马廿(二十)丙”,《合集》36481有“车二丙”,可知“丙”是车马的数量单位。“丙”字后来演化为“两”(两个“丙”并列),再变为后来的“辆”,专用为车的数量单位,马的数量单位则用“匹”。
图8 国图甲骨19772(《合集》5716)
图9 国图甲骨4869(《合集》5719)
图10 国图甲骨11195(《合集》6763)
甲骨文里“马”字除了指动物马本身外,常见用作“多马”“多马羌”等,作为一个军种。卜辞常用“多”加人物身份名词表示某一类人。朱凤瀚先生赞同学者旧说,认为“多马”的“马”是指甲骨卜辞中的“马方”,可简称为“马”;进而论证卜辞中的“多马羌”与“多马”是一回事,“羌”是表示“多马”的族属,善于驭马;“马方”早期与商为敌,后来臣服,成为专门驭马的军事组织;马羌融入商王朝后,甲骨文后期不再有“马羌”“多马羌”的说法[25]。
“马”与“多马”“多马羌”是重要军事力量。国图甲骨19772(《合集》5716)(图8)为龟腹甲残片,其上部卜辞作:“丁亥卜,贞:多马从戎。”其中“多”字残存下部一角。句中“从”字义为“追逐”[26],“多马”追逐戎敌而战。国图甲骨4869(《合集》5719)(图9)为牛胛骨残骨条,有卜辞“令多马”,同片另条卜辞有军事将领“沚
”。国图甲骨11195(《合集》6763)(图10)为牛胛骨残片,下部、中部两条卜辞正反卜问要不要“令多马羌”,最上部残辞有“伐”字。这些都是商王令“多马”出战。后二骨都属甲骨五期的第一期,字体相同,“马”字写法高度相似,说明“多马”与“多马羌”应确实为一。
图11 国图甲骨2504(《合集》5712)
图12 国图甲骨11232(《合集》27943)
卜辞有“多马卫”。国图甲骨2504(《合集》5712)(图11)为龟腹甲残片,卜辞为:“□戌卜,
(宾)贞:令冓以多马(卫)
。”商王令“冓”(人名)率领“多马”防卫“
”(地名)。国图甲骨11232(《合集》27943)(图12)为牛胛骨残片,卜辞作:“甲辰…多马
(卫)从北。”“多马”从北面防卫。这两条“多马卫”卜辞,前者“马”字作“
”,后者“马”字作“
”,二者用法完全一致,而前者“马”字形为疑为斑马象形。由此可见,马躯体无论有横线与否,字的用法并无不同。
图13 国图甲骨1343(《合集》27964)
图14 国图甲骨12007(《合集》27942)
图15 国图甲骨12033(《合集》27963)
“马”与“多马”“多马羌”既参与征战,又参与商王田猎。国图甲骨1343(《合集》27964)(图13)为牛胛骨残骨条,存两条卜辞,记载“马”负责设陷阱用以捕猎。两条卜辞为:“甲子卜:其
(陷)…”“叀(惠)马乎(呼)
。”“惠”为句首发语词,“马呼”为受事宾语前置,正常语序应是“呼马”,商王呼令“马”去设陷阱。“
”为会意字,上象麋鹿,下象陷阱,字形意思是用陷阱捕麋鹿。“
”字仅见于此片甲骨,是在“麋”字旁多加“水”旁,比较奇怪。有观点认为“
”字也是“陷”字异体,麋鹿喜欢水所以“麋”字可叠加水旁 [27]。这个解释似乎有些牵强,甲骨文中累加水旁的字一般是地名。此处“
”字也可能为地名,即在这个地方设陷阱。国图甲骨12007(《合集》27942)(图14)为牛胛骨残骨条,骨面剥泐,字不甚清晰。中部、上部两条卜辞为:“叀(惠)马亡(无)乎(呼)射,
(擒)。”“叀(惠)多马乎(呼)射,
(擒)。”是从正反两面卜问让还是不让“多马”去射猎,会有所擒获。“马无呼射”正常语序是“无呼马射”,不要呼令“马”去射猎。“马”前置说明卜问的重心在“马”。此片甲骨正反问一件事情,一条说“马”,一条说“多马”,正说明甲骨卜辞里“多马”与“马”所指为一。国图甲骨12033(《合集》27963)(图15)为龟腹甲残片左甲桥部位,存两条残辞:“于壬田…”“…叀(惠)马。”明显也是“马”参与田猎。前文已说,此片“马”字象形性已减弱。
图16 国图甲骨2574(《合集》27948)
图17 国图甲骨13571(《合集》27951)
图18 国图甲骨11159(《合集》27945)
甲骨卜辞里“马”与“多马”参与田猎多是作为先行部队,卜辞多用“马其先”“马先”“先马”等表述。“商王在前往田猎区狩猎之前,马队须先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探察当地天气,或须提前安排商王到达后的诸项事宜,并借田猎进行军事训练。”[28]“先马”相关卜辞虽然一般同时卜问是否下雨,但“探察当地天气”不是“多马”的任务。下雨与“先马”是商王同时卜问的内容,而不是“多马”先行考察田猎地天气。国图甲骨2574(《合集》27948)(图16)为龟腹甲残片右甲桥部位,存一条完整卜辞:“庚午卜,贞:翌日辛王其田,马其先,
(擒),不雨。”庚午这天占卜,问第二天辛日商王去田猎,“马”先行,是否会有所擒获,是否不会下雨。国图甲骨13571(《合集》27951)(图17)为牛胛骨残片,存一条完整卜辞:“先马,其每(悔),雨。” [29]卜辞简略,卜问让“马”先行,商王会不会后悔,会不会下雨。国图甲骨11159(《合集》27945)(图18)为牛胛骨较大残片,存一条完整卜辞:“戊申卜:马其先,王兑(锐)比。大吉”。戊申日占卜,卜问“马”先行,王急速跟上好不好,卜兆显示“大吉”。国图甲骨13571卜辞中“先”在“马”前,恰与后世文献中“先马”相合。后世“先马”又写作“洗马”,汉代时为负责太子出行时前导的官员,应该就是从甲骨文里的“马先”“先马”演变而来。
图19 国图甲骨10808(《合集》27882)
图20 国图甲骨11633(《合集》5710)
图21 国图甲骨10790(《合集》27881)
卜辞里记录了管理“多马”的职官。国图甲骨10808(《合集》27882)(图19)为龟腹甲右甲桥部位残片,存一条残卜辞:“□来告大方出,伐我
(师)…叀(惠)马小臣令…”有人来报告敌方邦“大方”军队出动,攻打我方军队,商王命“马小臣”处置。“马小臣”是管理“多马”的官员。国图甲骨11633(《合集》5710)(图20)为龟腹甲残片左甲桥及左后甲部位,存一条卜辞:“贞:多马亚其㞢(有)
(忧)。”“多马亚”可能是负责“多马”的次级官员,地位低于“马小臣”。这条卜辞是商王专门卜问“多马亚”有没有灾祸。国图甲骨10790(《合集》27881)(图21)为牛胛骨残骨条,存3条卜辞:“丙寅卜:叀(惠)马小臣…”“叀(惠)戍、马、
乎(呼)颈,王受又(有)又(祐)。”“王其乎(呼)颈,受又(有)又(祐)。”这片甲骨也提到“马小臣”,提到商王令“马”等从事军事行动。“颈”字作“
”,与甲骨文“允”字类似,之前多释为“允”,但字形有别,且在此甲骨卜辞中作“允”讲不通。冯胜君先生认为字形为标记人脖颈处,释此字为“颈” [30]。但此字在句中意思不明,应是一种军事相关动词。《合补》8972有“戍颈,髟御事”,《屯南》463也有“戍颈,髟御…”,皆可证“颈”为一种军事相关动词。“
”应该也是一种军事武装,甲骨卜辞中也有“多”说法,见于《合集》6313、12675、14116、20450、20576几片甲骨。其中《合集》20450有商王呼令“多
”抵御入侵方邦之辞,可证“
”为军事武装。“戍、马、呼颈”正常语序也为“呼戍、马、颈”,商王同时呼令戍、马、
三支军队执行某种军事行动,说明当时军情紧急。
注释
[1] (隋)萧吉:《五行大义》卷五《论禽虫》,清佚存丛书本,第36叶。
[2] 《韩非子》卷一三《外储说·右上》,明嘉靖四十年(1561)张鼎文刻本,第6叶。
[3] 袁靖:《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96—199页。
[4] (清)孙诒让撰,楼学礼校点:《契文举例》卷下《释文字》,齐鲁书社,1993年,第120页。
[5]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卷中《文字第五》,《殷虚书契考释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第170页。
[6] 本文“取象”一词指象形字造字如何抓取事物特征构成字形。
[7]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1590页。
[8] 徐宝贵:《甲骨文考释与殷商动物研究》,《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5页。
[9] 郭郛,英李约瑟,成庆泰:《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10] 《山海经之《南山经》第一,宋淳熙七年(1180)池阳郡斋刻本,第6、7叶。
[11]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148页。
[12]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766—2767页。
[13] 章太炎讲授,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记录:《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部首第18页。
[14] 章太炎:《新方言•释言》,《章太炎全集新方言岭外三州语文始小学答问说文部首均语新出三体石经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9页。
[15] 同注3,第199页。
[16] 朱凤瀚:《殷墟卜辞中作为军队的“马”与“多马”(初稿)》,《第二届“古文字与中华文明”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清华大学,2025年10月。
[17] 本文以“笔划”“线条”指称隶楷以前,以“笔画”指称隶楷以后。
[18]本文主要依据国家图书馆藏甲骨分析甲骨文“马”字用法。以“国图甲骨+藏号”形式指称所引甲骨片。文中甲骨插图若实物照片字比较清晰,则仅放实物照片,不同时放拓片图。
[19] “《合集》”为大型甲骨著录书《甲骨文合集》简称;另“《合补》”为《甲骨文合集补编》简称,《屯南》为《小屯南地甲骨》简称。
[20] 同注7,第1426页。
[21] 蔡哲茂:《甲骨研究二题》,《中国文字研究》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22] 同注3,第213—215页。
[23] 蒋玉斌:《释甲骨文中有关车马的几个字词》,《中国书法》2015年第10期,第138页。
[24] 刘一曼、曹定云:《殷墟花东H3卜辞中的马——兼论商代马匹的使用》,《殷都学刊》2004年第1期,第10、11页。
[25] 同注16。
[26] 黄天树:《契文琐记》,《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6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3、14页。
[27] 王晶晶:《释甲骨文“麋”“陷”的两个异体》,《甲骨文与殷商史》新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60—168页。
[28] 李健胜:《家马在殷地的活动与晚商战争》,《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4期。
[29] 因《合集》27951拓片不清晰,诸家释文多误释“每”为从“丮、屮”的“夙”字。
[30] 冯胜君:《试说东周文字中部分“婴”及从“婴”之字的声符——兼释甲骨文中的“婴”和“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谭朴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7—79页。
作者:赵爱学,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陈灿,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高级教师。
本文刊于《文物天地》2026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