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座门,到一座城,崇文门是元明清以来北京城市发展最直接的见证。历史上的崇文门具有多重身份:它是一座政治之门,对内标识着京城的空间秩序,对外则是都城与非都城人员交往的重要通道;它是一座文化之门,文人仕宦由此行走往来,营造出独特的京师人文环境;它更是一座经济之门,各地货物的流通汇聚,打造出一个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支撑起历史上“北京什么都不产,北京什么也不缺”的独特经济发展格局。
同时,北京崇文门,是明清两代“天下第一税关”,也被称为“鬼门关”。
自明代弘治六年(1493年)起,崇文门成为统管北京内城九门所有商税的总衙署,所有进入京城的货物,无论远近,均需在此纳税。其税收收入庞大,不仅支撑了朝廷财政,更被直接划归皇室,作为后妃的“脂粉钱”和皇室开销,因此被视作皇家的“储钱箱”和“提款机”。
税负繁重,无所不征,崇文门的税收极其严苛,远超法定标准:
酒税尤重:因京城禁止酿酒,所有酒类均需从外地运入,由官方指定的“十八家酒店”统一销售,酒税成为其最大税源。高额酒税迫使小商贩铤而走险,夜间“背私酒”进城。
行李亦征税:《户部税则》本规定行李免税,但关吏巧立名目,凡携带布匹、绸缎等物,无论是否为贩卖,均被征税。甚至出现“虽无货亦征之矣”的情况,即空手进城也要交“私钱”。
“抽分”与“献鲜”:除现金税外,关吏还按比例扣留货物(称“抽分”),并强迫商贩将稀有物产(如三月黄花鱼、十月冬笋)作为“孝敬”上贡,实为内部瓜分。
关吏横行,民怨沸腾
崇文门税关是公认的“肥差”,官员俸禄远超朝廷重臣。一位帮办委员年入四五千两银子,而知县年俸加养廉银不过两千余两。如此高薪滋生了极度腐败。
勒索成风:关吏对商贩、甚至进京官员肆意勒索。据记载,山东布政使陆中丞进京时,因不堪索贿,只得将全部行李弃于城外,仅携一仆入城。
“帽檐税”与“背私酒”:为节省时间,小商贩将税款插在帽檐上,关吏取钱即放行,这笔钱完全归其私有。为逃避高额酒税,商贩们夜间用猪尿泡装酒,贴墙攀爬十余米高的城墙,此行为危险至极,故称崇文门为“鬼门关”
1901年庚子之变后,崇文门箭楼已毁,城台被扒成豁口,后砌成券洞,与崇外大街连成一线,铁道横贯瓮城而过。
1876年,崇文门箭楼东南面。
1901年,崇文门城楼北面
1890年代,经过崇文门瓮城外沿城根儿西行的驼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