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清末来华的西方旅行者、传教士和摄影师,面对北京的皇家建筑群时表现出由衷的震撼与钦佩。
法国传教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在1688年随使团途经居庸关和八达岭长城时,看到云台上的浮雕,感叹其“可与凯旋门相提并论”,认为这是“象征古老国家伟大过去的杰作”。
英国探险家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在20世纪初考察长城时,不仅拍摄了大量照片,更在《中国长城》中称其为“保护生灵的城墙”,远胜“掩埋死尸的壕沟”,表达了对长城精神价值的深刻认同。
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在1870年代拍摄了前门、孔庙、观象台等大量古迹,他的镜头充满敬意,记录下的是一个庄严、有序、文化底蕴深厚的北京。
这些记录显示,不少西方人是带着文化朝圣的心态而来,他们将北京视为东方文明的象征,对其建筑、艺术与历史抱有深切尊重。
然而,随着19世纪中后期列强入侵,西方人的心态也逐渐掺杂了征服者的姿态。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乾清宫首次向外国士兵开放参观。影像中一队洋人在中国向导带领下随意游览紫禁城核心区域,这种“进入禁地”的行为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权力象征。
1901年,洋人参观被劫掠后的颐和园,排云殿前留下他们的身影。此时的游览已非纯粹的文化欣赏,而更像是战利品的巡视。
1906年重建后的正阳门前,两名洋人“打卡”留影,神情轻松自如,仿佛置身于自家城市的地标前——这种自然流露的归属感,折射出当时外国人在华的实际地位。
这两张照片是清末洋人游览颐和园所拍,在石舫上顶着荷叶喝着啤酒;在昆明湖中游泳。表现出强者在弱国的姿态。
这些场景表明,部分西方游客的“游览”已超越文化体验,成为帝国主义权力结构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