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拥兵自重。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许多军阀开始广泛参与商业活动，以扩充财力和资源。

宋代官员经商的历史记载中，揭示了一个显著的现象：宋代官僚集团在参与商业时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将这一集团划分为武将和文官两类，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经商时的行为和模式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折射出宋代武将经商活动的独特性。对于官员而言，受限于职务，他们不能亲自全程参与商业活动，因此将商业经营的具体事务委托给他人成为了最合适的选择。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这一点都不例外。乾德四年五月，宋太祖曾颁布诏令，禁止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擅自经营商业，要求自今其勿复令部曲主掌事务，及于部内贸易，与民争利。违者论如律。此后，太宗在至道元年再次下令，禁止文武官员遣亲信于化外贩鬻。这两道诏令中提到的令部曲主掌事务和遣亲信于化外贩鬻，揭示了官员经商时普遍依赖代理人的模式。文官常将经商事务委托给自己的僚属、家人、仆从或民间商贾。

宰相赵普在经商时，便曾派遣亲信去市场购买木材。赵普在秦陇一带贩运木材时，选择了亲信来处理这些事务。真宗时期，广州知州张鉴作为市舶使，也曾委托商人走私海外货物，以资付海贾，往来贸市。丁谓在被贬至崖州后，雇佣了外地商人进行走私活动，他指派几名商贩辄与数百络任其货易，通过这些活动寻求更大的利润。仁宗朝，萧固在担任江州知州及刑部郎中期间，差遣僚属贩卖私货。他令部下市女口及差指挥入两浙，商贩私物。苏辙在《论蜀茶五害状》中提到，陆师阂曾指派衙内的杨日新在成都卖酒。由此可见，文官的经商往往依赖于亲近的工作人员或外部商人来代理，几乎没有直接参与操作。

相比文官，武将掌握兵权，拥有充足的士兵作为劳动力，因而在商贸活动中，他们能轻松组织大规模的交易和生产。仁宗朝庆历四年，滕宗谅便曾组织了一次庞大的贩茶行动，派遣了187名士兵，配备了40辆驴车，运送300多笼茶叶。他的经商规模远超文官的代理模式，可以看出，武将经商活动不仅规模庞大，而且由其军事力量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和支持。除此之外，神宗年间，保州的军队也参与了烧炭和售炭的商业活动。由于兵员负担沉重，士兵们经常因无法承受劳役而逃亡，于是将领们便组织军队从事烧炭，以此弥补税赋不足。这种商业活动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军队的常态化产业。

南宋时期，由于边境战事频繁，武将的地位大幅上升，他们的商业活动也愈加高调、规模越来越庞大。盐和酒作为国家禁榷商品，利润丰厚，成为了武将商贸活动中的常见商品。武将通过其强大的兵力，组织大规模走私，甚至引发了百姓跟随军队的步伐，暗中参与贩盐活动。这种现象不仅涉及军人，还有不少民众与军队联合，结伙进行非法交易，形成了军民勾结的局面。百姓在贩卖私盐时，往往以冒充军人身份为掩护，来规避监管。

与文官的从商谨慎不同，武将的商业活动在宋代早已成为一种常态。文官对参与商业活动的态度各异，有些文官渴望通过经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另一些则出于道德考虑，坚决抵制这种行为。然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文官的商业行为都难以形成规模化、集体化的经营。受到政府的严密监管和道德舆论的压制，许多文官在经商时会三思而后行。与此不同，武将经商的情况则更加常见且规避了这些束缚。宝元年间，随着边境局势紧张，政府对边防将领提供了专门的贸易资金支持，使他们能够通过经营商贸活动获得财政收入，这些资金随着战事的持续而逐年增加。为了缓解财政压力，政府只能通过这一方式鼓励将领开展商业活动，从而获取收益。

宋廷在嘉祐三年曾一度尝试停止边境武将的商业活动，然而，考虑到军费的缺口和战事的迫切需求，政府最终还是恢复了对将领经营活动的支持。特别是在高宗南渡初期，武将经商的情况愈加活跃，甚至达到了两宋时期的顶峰。岳飞、韩世忠、刘光世等名将，他们的军营几乎都参与了商业活动，尤其是赡军回易，即利用商贸活动为军队筹集资金。绍兴十一年，韩世忠被罢兵权时，其军中财产一度达到了惊人的规模，包括回易利息、酒库、粮米等，展示出军营商业活动的广泛性与成熟度。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当时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官民之间对这一行为的接受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文官因经商遭受舆论压力不同，武将的商业活动早已是常态，他们利用兵员和国家资源，进行着大规模的商业经营。这些官员依靠军队和国家资金，能够获得远超普通民众的利益和保护，而政府对其商业行为的监管相对宽松。这使得武将们在商业活动中占据了无可比拟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