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境：帝国主义如何塑造了现代英国》，[英]萨特南·桑格拉著，李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11月出版，408页，69.00元

英国学者萨特南·桑格拉（Sathnam Sanghera）的《帝国之境：帝国主义如何塑造了现代英国》（Empireland： How Imperialism Has Shaped Modern Britain，2021；李晖译，三联书店，2025年11月）是一部相当独特的论著，很难把它单纯归类为历史著作或文化研究著作，同时更难以某一学术领域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等视角来看待它。刚开始阅读的时候，我以为可以期待的是一部英国帝国主义的发展叙事，很快发现它更像是一部极为坦诚和深刻的以历史上的英帝国如何塑造当代英国生活为焦点的思想启示录。正如有评论所认为的，该书大胆而清晰地论证了帝国——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帝国——几乎影响着英国人所做的一切。从日常思维到日常生活，从社会保障网的基础到种族主义的现实，从公众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到移民辩论中弥漫的例外主义、脱欧运动以及全球对争议性纪念碑的反思，该书展示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恶劣遗产如何支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又令人震惊地被忽视。

在阅读中，我时常感到该书引人入胜的地方一方面在于始终把“我是谁”“我们这个国家为何是现在这个模样”作为回溯英帝国历史的思考焦点；另一方面更是因为面对帝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当代国族政治舆论场的撕裂性，作者能够以坦诚和睿智的方式作出有“历史深度”（Historical depth）的回应和阐释。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因自己的印度裔身份和成长记忆中的某种屈辱感而陷入选边站队的思维方式之中，因此该书没有张扬任何的论战性，但同时不回避各种议题中的复杂性与敏感性，表现了思想的诚实性与直面现实的批判性思维。

书前的导读文章《书写的转变——〈帝国之境〉与文学的世界史》认为，“《帝国之境》以切近的第一人称视角，通过对文学文本、纪实文献、物质文化例证等跨文类、跨模态的旁征博引，对其中或想象或实录的语言文化场景、军事政治事件、社会心智现象的跨地缘、区域、洲际的综合使用，传达出本书的基点：当下英国的生活与它过往帝国的运行互为构成，帝国历史深深地铭刻在国家肌理、社会环境和群体记忆之中”（颜海平、寿天艺撰文，i）。这是比较概括和准确的介绍。作者在书前的“致谢”中更为简洁地说“这是一部关于现代英国如何由它的历史过往塑形的书籍”（致谢，i）。在这里“它的历史过往”指的主要就是英帝国的殖民史，作者认为这段历史与现代英国有极为内在、紧密和复杂的关系，但是一直被人们选择性遗忘乃至被遮蔽。从这里可以看到，对于原书书名中的“帝国主义如何塑造了现代英国”应该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理解——作者实际上并不是单纯讲述“如何塑造”的历史叙事，而更多是关于当下如何被过去塑造，而这种塑造又是如何被遗忘、被遮蔽的“现在叙事”。在作者所列举的英帝国给现代世界带来的事物和影响中，有些我们也并不陌生——板球、马球、足球、球拍类运动、斯诺克、英语文学、英语、英国人的着装风格、左舵驾驶、议会政治、法官戴假发出庭、安立甘教会和当代国际金融架构，还有伊拉克、尼日利亚、苏丹、中国香港、克什米尔和缅甸。作者从中思考和审视的是英帝国怎样以未曾察觉的深刻方式塑造和界定他的生活，进而思考帝国主义究竟有可能以怎样的方式塑造了现代英国本身（47页）。

在本书附录《历史如何塑造了现代英国——萨特南·桑格拉访谈》中，桑格拉谈到英帝国的历史通过各种方式长期以来塑造了英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我们的政治到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心理，甚至于我们的旅行方式。我在读中学和大学的时候几乎没学过这些东西，所以等我发现帝国现象基本可以解释我们的本质属性时，简直是感到震惊”（349页）。从教育的缺失中发现真相，从而产生一种奇特的情感体验与思考，这是促使作者写作本书的基本出发点。他说在好几年前就开始思考帝国主义究竟如何塑造现代英国的问题，逐步意识到在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从英帝国的历史存在中得到解释（同上）。因此可以说，这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在书斋里的研究中写出来的书，也不同于社会问题调查记者或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的产物，而是来自个人的生活经验中的观察、体验和研究。这对于不同语境中的读者而言，教育中的严重缺失与在个体生活经验中的自我发现与反思，这是非常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的思想启蒙议题。

因此，该书与许多关于英帝国的著述有三点不同的地方。一是作者自认为并非历史学家，该书也不是研究历史的书，而是一本“关于现在的书”（350页），当然这个“现在”必须理解为被帝国历史所塑造的英国的现在。二是在开始写作的时候作者并没有想要证明的结论，“这本书描述了一个逐步完成自我教育和自我发现的意识过程，而多数谈论帝国著作的作者从一开始就已经有自己的看法”（同上）。在这里，“一个逐步完成自我教育和自我发现的意识过程”值得重视，它表明该书同时具有一种作者思想发展自述的性质，与历史学家通常的研究范式当然有很大区别。最后就是，作者希望该书成为一部“公允持正的作品”，不希望做简单的好、坏二元判断，“把历史当成了一系列灌输自豪感和羞耻感的事件”，只是想看看帝国的历史给国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同上）。

作者在写作中一直明确意识到，对于英帝国遗产的批判性思维不能陷入简单的“好”与“坏”的二元对立方式之中（350页）。看起来，“英帝国究竟是好是坏？”这个最大的争议话题似乎难以回避，桑格拉认为这种“资产负债表”式的历史观侧重于两方面的平衡相抵，不仅要列举“殖民主义罪行”，例如使用毒气和数百万人饥馑致死；还要看到帝国扩张可能消除了如寡妇殉葬、缠足、杀婴、奴隶制和食人习俗等“本地罪恶”（64页）。

又比如，英国人当然愿意回忆起废除奴隶贸易和打败纳粹的历史，还会想起多元文化主义的成功、反种族主义以及它所激励的社会正义运动。“但是我们毕竟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垄断了奴隶贸易，经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白人至上的帝国事业，并且涉足种族灭绝的行动，这个污点已经渗透到我们当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从就业市场状况，到充满暴力的白人至上论再度兴起的不祥之兆，比比皆是。”（252页）应该看到的是，作者的印度裔身份和对英帝国的批判性思维并没有使他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而是诚实地面对现实和承认历史事实。比如，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问题：“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相信，他们在印度的统治，代表了普通印度人命运的改善。总体来说，我觉得他们想法是对的。我们甚至可以争辩说，阿富汗目前出现的局势状态，起因在于他们通过多年的战斗而成功驱除了殖民者。假如他们像印度那样臣服，随之而来的投入与观念交流，或许已经催生出议会民主制的传统，并建立起某种扎实的基础设施。英国首相几乎就差直接说，对阿富汗的普通人而言，在我们统治下的生活，会胜过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还有谁会否认这一点呢？”（167页）桑格拉在这里是实话实说，但是在复杂的去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的舆论场中并不符合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正确。然而，对于被殖民者来说，真正具有“历史深度”的批判性论述总是能够在表面的“好”与“坏”之下揭露更具实质性的问题。比如桑格拉指出：“帝国时代的英国人从种族角度对锡克人显示的屈尊俯就态度，解释了我们在英国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既受宠溺又遭排斥的奇异状态。”（349页）这是很深刻的政治内涵和心理深度的体验，甚至令人想到更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情境。这种“既受宠溺又遭排斥的奇异状态”是作者从“我们”的生存经验中得出的深刻认知，是对二十一世纪宏大帝国叙事中隐藏的种族主义的深刻揭露。

说到这里，想起前段时间读到的一篇文章（张翼：《“新封建主义”狂想：帝国面具、身体治理与技术的混沌》，《澎湃新闻》2026年2月19日），里面介绍的几本书都与桑格拉的“帝国之境”很有联系。乔治·奥威尔在散文集《射象及其他随笔》（Shooting an Elephant and Other Essays， 2009）中讲述了一名英国殖民地警官在缅甸奉命处理一头失控公象的经历：其时大象已恢复平静并在田地里吃草，他知道从理性和财产权的角度看自己不应当开枪。但是大批围观的缅甸人却期待他射杀大象。这时他意识到如果不开枪，自己作为白人老爷（sahib）的权威将扫地，于是他扣下扳机，在人群“恶魔般的欢呼”中看着大象缓慢而痛苦地死去。奥威尔在这里精准揭示了普通人在成为帝国主义代理人时的心理变形：“他戴上了面具，而他的脸也渐渐随之长成了那副面具的模样。”（He wears a mask, and his face grows to fit it.）文章作者说，“换言之，帝国主义不仅改造殖民地，也同时重塑了殖民者自身的性格与情感。”桑格拉在他的书中当然也没有漏掉这头大象，他说奥威尔的这个故事传递的信息是，殖民主义不仅让殖民者丧失人性，也让他们变得行为荒谬。“这时候我察觉到，当白人变成暴君以后，他亲手毁灭的是自己的自由。”（268页）这也就是詹姆斯·利斯（James Lees）在《早期殖民印度的官僚文化》（Bureaucratic Culture in Early Colonial India: District Officials, Armed Forces, and Personal Interest unde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60-1830，2020）中所指出的，殖民统治的关键在于既要制造恐惧，又要让被统治者相信英国人代表胜利与“真理”。这要求殖民官员始终维持“主人”的威严，而这种持续的心理紧绷本身，正是帝国日常统治最难以承受的代价之一。更重要的是对帝国政治传统本身的影响，伊恩·汉普舍-蒙克（Iain Hampsher-Monk）主编的论文集《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2009）中指出，柏克认为东印度公司的官僚垄断了政治权力，从而逃脱了习俗与民意的约束，把印度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民的共同体”（a Commonwealth without a people）。在他看来，这种在海外形成的腐败统治，终将反噬英国本土的自由传统。正如伯纳德·波特（Bernard Porter）在《心不在焉的帝国主义者：帝国、社会与英国文化》（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Empir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 2004）中指出的，帝国治理中形成的某些权力技术，最终被带回本土并内化为英国社会的一部分。上述这些与桑格拉在书中一再阐述的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如何塑造现代英国自身等议题完全一致。

从某种角度来看，桑格特关于英帝国与殖民地身份互塑的叙事以及其印度裔身份让人想起剑桥学派——在这里不是思想史研究的剑桥学派，而是在帝国史和印度近现代史领域中发展起来的英国史学剑桥学派。其代表人物约翰·加拉格尔（John“Jack”Gallagher）与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提出了“非正式帝国”和“地方合作者”理论，核心观点是帝国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同时也是建立在与殖民地当地的政治、经济势力的合作、互动的基础之上。后来，加拉格尔的学生克里斯托弗·艾伦·贝利爵士（Sir Christopher Alan Bayly）在他的著作《帝国子午线》（Imperial Meridia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 1780-1830, 1989）中更是明确把英帝国的存在和发展与来自亚洲、非洲等殖民地的发展形成一个互相影响的网络。从研究视角和结果来看，英帝国对殖民地的改造的同时也改造了英国自身。

在这里还可以与西班牙历史学家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Julio MacLennan）的《欧洲： 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Europa: How Europe Shaped the Modern World，黄锦桂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联系来看，该书论述的核心议题是“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其目的是要回答“为什么是欧洲文明，而不是任何其他文明获得了全球霸权并塑造了现代世界？”。麦克伦南在热情洋溢地肯定欧洲文明对世界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没有回避欧洲曾经犯下的罪恶：“帝国主义和欧洲的殖民扩张不仅被那些深受其害的殖民地人民批判，也被欧洲人诟病，包括那些受益于殖民统治的人。因为这种模式总让人想到欧洲强国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的碾压，甚至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和种族灭绝。种族主义和奴隶制也与欧洲的扩张密切相关。……欧洲帝国的历史无疑充斥着血腥、屈服、剥削、屈辱、苦难和不公。本书将关注这些应予正视的历史，并揭露这些罪行的始作俑者。”（前言，IX）因此可以说该书是关于欧洲文明的“成绩单”与“忏悔录”。但是《帝国之境》中的“帝国主义如何塑造了现代英国”的视角和目的与此并不相同，桑格拉并无意于提供一份英帝国在历史上的成绩单和忏悔录，两部书虽然都以“如何塑造”为核心议题，但是论述主旨并不相同。

另外，还可以从“帝国”的概念内涵在本书中的应用来看。虽然作者没有像概念史的通常做法那样追溯从“帝国”到“英帝国”概念的演变史，但是也谈到了与“帝国”相关的所有概念都有争议，它们的意义随着时代而变化。“即使‘英帝国’这个词本身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尼古拉斯·坎尼在《牛津英帝国史》中解释称，‘英国的’这个形容词对于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多数居民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当英国被形容为‘帝国’，‘背后的观点是强调它摆脱了包括教皇在内的外国权势而获得独立，形成了几百年来让历代英王欣然自得的悠久传统’。”（致谢，ii）这样的涵义对于习惯从“领土帝国主义”（territorialimperialism）或“资本帝国主义”（captalistimperialism）来思考帝国的读者来说，显然是相当独特的视角和叙事。在这里也应该看到的是，假如说在“领土帝国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至今的差异首先反映了理论立场（现实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差异性的话，桑格拉的“帝国之境”的独特性并非由于某种理论建构的立场，而是因为他更关注的是帝国的影响如何塑造了当代英国生活，帝国遗产如何镶嵌在个人内心、如何呈现在个人生活经验之中。

对于“你希望通过这本书实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桑格拉的回答首先是希望让人们了解更多信息，并且要回答一些疑问：英国目前拥有的大多数财富是否来源于帝国？英国脱欧的思路确实受到了英帝国历史的启发吗？我们是否应该归还当年从殖民地偷来后藏入我国博物馆的所有文物？（351页）但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的书可以向人们展示：“英帝国怎样绝对地嵌置在我们的内心之中。……比如说，作为我们国民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博物馆，它们拒绝诚实地解释自己获得帝国时代的文物的情况。还有，我们意识不到，我们当今的多元文化社会，正来自我们曾经拥有的多元文化帝国——这让我们围绕种族而展开的全民对话显得悲哀而荒唐。还有我们的帝国历史激起某种例外论的模式，它导致了政治功能失调和灾难性决策。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曾经是肆意的白人至上论者，偶尔还采取种族灭绝手段，但我们对这个事实却产生了集体失忆症；加上我们无法理解它对当代种族主义的影响——这些最终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352页）这样的话，写作该书的目的显然首先不是解决历史研究的问题，而是要面对现实。桑格特特别强调的是要面对集体的选择性失忆，在书中有专门一章讨论这个问题。他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我们在直面自身历史的时候会如此困难，而德国等其他国家在面对难以化解的历史时，却不像我们这样？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350页）这个问题很重要，从不同国家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中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是所有国家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二十世纪历史遗留问题。托尼·朱特（Tony Judt）早就说过，“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林骧华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742页）战后欧洲对“大屠杀”的承认问题，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才基本形成共识：对历史上国家罪恶的承认和忏悔，是进入当代公共生活无法逃避的途径，否认或者漠视国家罪责被视为文明的公共政治中无法忍受的国家行为。但是相对于“大屠杀”罪行，英帝国的历史作为显然要复杂得太多。桑格拉对于英国对帝国历史的选择性失忆的原因列举了几种解释，有一种解释是英国从未遭受过外敌入侵或占领，因而不像“二战”后的德国、日本和法国那样被迫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想这一解释有一定道理，说明国家反省常常是在外部环境的逼迫下产生。同时也提醒人们思考，在没有外部力量的逼迫、监督之下，对国家罪错的反思是否就成为国家主权内部的事情，外人不得干预呢？对此托尼·朱特举了一个例子：土耳其一直拒绝承认曾经在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进行过种族屠杀，土耳其的欧洲与美国盟友对此表示不能原谅（同上）。这就是历史与现实无法割舍的联系，时间的消逝无法洗刷国家罪错行为，也无法阻挠国际社会的道义谴责一直延续到在法统上负有继承责任的国家政权。桑格拉继续谈到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持续了数百年的帝国确实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事物，其矛盾和复杂程度超乎想象；二是这段历史真的过于痛苦，让人难以消化，比如究竟应该认定英国是一个击败种族主义纳粹分子的国家，还是要看到英国在数百年的历史上也同样制造过种族主义？无论是从道德感还是讲故事的简易程度来说，前者显然要容易得多（350-351页）。后面这两种解释应该比较切合实际情况，问题的复杂性与国家道德形象的考量的确会容易使人们趋向于选择性失忆。

对于如何解决选择性失忆，桑格拉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帝国知识的教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内容。这是英国史上最重大的一件事情，人们应该像看待两次世界大战和都铎王朝那样理解它。”（351页）因此，面对近年来英国各地出现是否应该推倒殖民时代雕像、某些音乐厅和学校是否应重新命名等争议，桑格拉认为“英帝国对我们自身的深刻界定程度，已经远远超出这些争议的内涵意味”（第4页）。因此，对于英国官方创立于1916年的“帝国纪念日”（至1958年改称“英联邦日”），他认为应该设立一个2.0版，他称为“帝国关注日”——关注和解释曾经的殖民经验如何塑造了当下的英国？它可能实际牵涉哪些事情？（第5页）并且建议在这一天学校应该通过英语、经济学、体育课等教学使孩子们了解英帝国的历史与当下英国的联系，同时在伦敦开展适合不同年龄的人参加的一日游活动，观览伦敦的帝国时代建筑、街道和与帝国殖民有关的雕像，午餐的菜单也要与帝国历史相关。这个“帝国关注日”的活动目的就是让人们“面对现实吧——帝国主义这种东西，并不是推倒几座雕像，让几个机构、部门面对其黑暗过去，或者让几位功成名就者拒绝接受大英帝国官佐勋章，就可以把它彻底抹消；它就像一份遗产，驻留于我们的整体存在中。从更大范围看，它几乎解释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到底是谁’的问题”（23页）。

其实，在选择性失忆中最为严重和不能容忍的是对于英帝国大屠杀和大饥荒的历史记忆的失忆，如果还不至于作为禁忌而力图抹杀的话。1919年4月13日在印度的札连瓦拉园发生的大屠杀是二十世纪英帝国的重要事件之一。事件起因是锡克人以和平形式聚集在札连瓦拉园，有人发表演讲，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几个小时前英国人张贴了禁止公开集会的告示。下午五点十五分，英军准将雷吉纳德·戴尔（Reginald Edward Harry Dyer）突然发动袭击，下令部下向集会人群开枪。十分钟的杀戮结束时，总共射出一千六百五十发子弹。官方最终确定的死亡数字为三百七十九人，受伤者约有三倍之多。另一统计的死亡人数是六百人至一千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形容这一事件在“文明政府的历史上绝无仅有”，随即退还了英王封赐的爵位以示抗议。即使是温斯顿·丘吉尔也发表了著名言论，形容这一事件“骇人听闻”。事后，曾经照料伤亡者的医生遭受了当局向他们索取伤员资料的骚扰，所有去过札连瓦拉园的人都被贴上了潜在国家公敌的标签。许多男性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认定参与了屠杀前的“暴乱”或骚动而遭到逮捕。戴尔最终在陆军委员会的施压下被迫辞职，随后被上议院免除罪责；死者家属平均每人只领到了八千七百卢比的抚恤金。当2019年桑格拉带领一队电视纪录片摄制人员来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原来对这场屠杀的了解极为肤浅，同时震惊于很多锡克人也不了解曾经发生的屠杀事件（32-35页）。

与关于大屠杀事件的历史失忆相比，造成约一百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失去家园的爱尔兰大饥荒的原因则更能说明了对历史罪责认识的模糊。这场大饥荒并不是农业歉收引发的自然结果，而是因为在农业歉收之后首相约翰·罗素勋爵领导下的辉格党政府仍然坚持“自由放任”的双边贸易政策，爱尔兰仍然要向英国出口黄油、谷物与牲畜等农产品，导致大量爱尔兰人在饥荒中死亡。更为恐怖的是，据估计有多达一千六百万印度人死于1875年至1914年的历次饥荒，但是“殖民政府很少采取任何措施缓解苦难，他们坚信这是自然界抑制印度人口激增的方式”（176页）。虽然作者没有继续展开揭露性的论述，但是在我们听来这是一个很可怕、很恐怖的问题，尤其是在所谓的“自然界”其实并非元凶的语境中，“抑制……人口激增的方式”应成为历史研究中最为可怕和悲怆的议题。桑格拉在书中也一再阐述了无论是选择性失忆还是历史认识的模糊化，对于英国的现实政治都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就谈谈“应该怎样处置那些引发争议的殖民时期雕像”。桑格拉提出的建议听起来有点像是颇有喜感的戏言，但实际上有其严肃和深刻的意图。他说“假如我不得不提出建言，我会赞成罗伯特·温德尔的设想——我们不如设立一个西班牙风格的年度节日，每个人拿起番茄去砸自己最讨厌的雕像。这样很好玩、很治愈，还有教育意义，也不会有人指责这些参与者在‘抹杀历史’。这样，我们可以把更多严肃思考的精力投入那些更大的事项，为近年来围绕帝国主题而愈演愈烈的文化战争引航”（323页）。当然了，这需要建立在法律不可能介入对历史人物形象的保护性惩戒的基础之上，需要人们有一定的幽默感和宽容精神，否则的话会变成暴力趋向的选边站队行为。

桑格拉想起了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作品，他们用玛雅·安杰洛的诗作《我仍将奋起》（Still I Rise）涂写在原本绘有鲁迪亚德·吉卜林诗歌《假如……》 （“If...”）的墙面上，因为吉卜林具有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思想。许多报刊媒体对学生的行为表示强烈反感，桑格拉则认为这些学生创造了一件既安静又深刻的作品——“他们没有完全抹消《假如……》，而是让原来的文字在安杰洛的诗句之下依旧历历在目。它像所有的优秀艺术那样，与其说是一则声明，毋宁说是邀请人们提出各种问题。它请求人们梳理一条条线索，证明当前和过去如何互相联结”（345页）。说得太好了，不能同意更多。而且这正是我们涂鸦小分队一直努力的创作方向——以前后重叠但不是完全覆盖的方式，把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