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叶帅召见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告诉他,上级决定扩编卫戍区,让他担任新的司令员。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任命,傅崇碧多少有些意外。卫戍区一直是负责保卫中央首长及其周围的武装力量,表面上隶属于北京军区,实际上却由总参直接领导。虽然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名不算显赫,地位也不高,但这份责任却异常重大。这也意味着上级对傅崇碧的信任与栽培。随着扩编计划的推进,卫戍区的力量逐渐壮大,人数从原来的万余人激增到十万余人,成为了兵团级单位。这一变化也反映了大时代的动荡与巨变。随着大运动的开展,许多地方的一把手纷纷被安排到北京,卫戍区不仅要负责保卫这些老干部的安全,还要应对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毕竟,红小将的数量庞大,秩序的维持对卫戍区来说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虽然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并不显赫,但傅崇碧却常常与周总理、叶帅以及总参的高层领导打交道,处理着大量的核心机密,身处于这个职位便注定了他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担任卫戍区司令员期间,一些老干部被安排住进京西宾馆或海运仓等招待所,而卫戍区的警卫工作就是确保这些人的安全。若未加保护,这些老干部随时有可能被地方的造反派抓回去进行斗争。保护这些人,成了卫戍区的责任,然而,也有一些老干部在政治风暴中被软禁,他们的看守者,正是傅崇碧带领的卫戍区。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些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见到傅崇碧时,曾经对他说:大运动期间,你红得发紫。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傅崇碧从未理解其中的深意,但听到这些时,他感到非常难过,心里也充满了困惑。 1968年3月,傅崇碧被突然调离北京,前往沈阳军区。飞机刚一落地,他便被严密监控,开始了长达六年多的东北生活。更让人痛心的是,连累到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子女,深受波及。他的孩子们被清除出军队,一直不能上学,甚至更换了名字,远离了曾经的家庭生活,转去从事劳动,不再允许返回家中。傅崇碧曾说:在大运动期间,我并未升职,反倒被关了六七年,这就是‘红’的结果吗?他深知,那个时代,很多人不过是奉命行事,尤其是卫戍区,所有的命令必须严格遵守。作为卫戍区的一员,他并没有恶意对待那些老干部,反而尽力保护他们。然而,真正针对这些老干部并心怀不轨的,并非卫戍区的人,而是专案组的成员。伍修权曾经在卫戍区的一个营房里被监禁,他曾说道,虽然生活在这里似乎并无多少好处,但至少他不用每天面对外界的批斗,至少他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比起专案组的逼迫,卫戍区的保护显得更加安稳。可惜,对于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他们并不理解,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傅崇碧,他不仅背负了冤屈,也承受了难以言喻的压力。 不过,正是因为他坚定、低调的行事风格,使得他在1977年重新迎来机会。邓小平决定任命他再次担任卫戍区司令员。在1982年,随着卫戍区的缩编,傅崇碧被调任北京军区政委,最终在1985年选择了退居二线。这一系列的起伏变化,既是对他一生风雨历程的总结,也是时代洪流中一名军人命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