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天，我又过鸭绿江了。

说起来也巧，在丹东吃饭的时候认识个朋友，他在那边倒腾食品机械，说朝鲜人爱吃甜的，饼干、糖果、点心，只要有糖，什么都好卖。他说你有人脉，有经验，不如试试食品加工。

我想了想，也对。假睫毛是给别人代工，挣个辛苦钱。食品不一样，做出来就能卖，朝鲜人自己也买，中国人也收，路子宽。

就这么着，我又去了新义州。

这回的厂子选在郊区，离之前那个地方二十来里地。朝方派来的合作方换了一家，姓黄，四十多岁，人民装，徽章擦得锃亮。他带我看了块地，靠路边，水电都通，就是空着，长满了荒草。

“这地皮，”翻译小崔说，“黄厂长说了，不要钱。你们用就行。”

我愣了一下：“不要钱？”

“不要。算合作条件。”小崔说，“你们出设备、出原料、出技术，他们出地皮、出工人、出厂房。挣了钱，按比例分。”

我心里算了一笔账。新义州这边，租一块地一年怎么也得几万块。不要地皮钱，省下的全是利润。

“厂房呢？”

黄厂长指了指远处一排平房：“正在修。下个月就能用。”

我看着那排平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这能叫“修”？

可我没吭声。地皮不要钱，厂房将就着用，工人便宜——一个月四五十块钱，跟五年前一个价。这种条件，搁哪儿找去？

五月份，设备到了。

三台饼干生产线，从丹东拉过来的，旧的，但还能用。安装的时候，我雇了十几个朝鲜工人，全是女的。招工那天来了二百多人，我挑了些年轻、手巧的，平均年龄二十五六，最小的十九。

开工前，我给她们培训。教怎么看温度，怎么调面糊，怎么控制烘烤时间。她们学得很认真，拿着小本子记，一笔一划，像小学生描红。

可有一件事让我纳闷：培训的时候，我让食堂蒸了白面馒头，一人两个，管够。她们接过去，咬了一口，然后就不吃了。我问怎么了，小崔问完回来跟我说：“她们说，太甜了。没吃过这么甜的馒头，舍不得吃。”

我这才知道，食堂里用的面是中国的精白面，糖是中国的白砂糖。在朝鲜，这些都得凭票供应，普通人一年也吃不上几回。

“那怎么办？”

“她们说，”小崔看着我，“想带回去给家里尝尝。”

那天中午，几十个馒头，全被她们用塑料袋包好，塞进随身带的布包里。

六月份，开始试生产。

第一批饼干出炉的时候，满车间都是香味。黄厂长来了，尝了一块，眼睛亮了，说好吃，比朝鲜本地的好吃。他当场订了一百箱，说要送给上面的人尝尝。

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上面的人”，是谁？我没问。可我知道，在朝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打点了。

果然，从六月底开始，检查就来了。

先是防疫站的。来了三个人，穿着白大褂，拿着仪器，在车间里转了一圈，说卫生条件不合格，地面有积水，墙角有灰尘。我赶紧让工人打扫，又塞了条烟，才算过关。

过了三天，消防的来了。说灭火器过期，电线老化，要整改。我买了新的灭火器，重新布线，又请吃了一顿饭。

又过了五天，税务的来了。说账目不清楚，要查账。查了两天，说有些票据不规范，要罚款。罚了两千块，人民币。

七月份，劳动部门的来了。说用工合同不规范，要重签。重签了一百份合同，每份都要盖章，盖一个章五块钱。

八月份，质检的来了。说饼干包装上没印朝鲜文，要重新印。我找印刷厂，印了一万张新包装，花了三千块。

九月份，物价部门的来了。说定价太高，扰乱市场秩序。我解释说这是出口的，不是内销的。他们说出口的也要报备，补手续，又花了一千。

黄厂长每次来，都说：“厂长，这是正常检查，别往心里去。”

我往心里去了。可我没办法。

十月份，账本翻出来了。

三个多月，生产了二十吨饼干，卖了十五吨。除去成本、工资、原料，账上第一次有了利润——不多，八万块钱。

我站在车间里，看着那些机器轰隆隆地转，看着那些女工低着头干活，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三个月，地皮不要钱，工人四五十块一个月，可检查来了十几波，打点花了快两万。剩下的六万，还得跟朝方分。

那天晚上，黄厂长来了。他拿了条烟，坐下跟我聊天。

“厂长，”他说，“厂子干得不错。上面很满意。”

我说谢谢。

他抽了口烟，又说：“上面说了，明年可以扩大。多招人，多生产。”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上面的意思是，合作方式可以调整一下。现在是你出设备，我们出地皮、工人，五五分。明年嘛……”

“明年怎么了？”

他笑了笑：“明年可以考虑，由我们统一管理。你负责技术和销售，生产的事，我们来。”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统一管理”，是什么意思？小崔后来告诉我，在朝鲜，这叫“接管”。厂子干好了，利润多了，就会有人盯上。他们会找各种理由，说管理不规范，说用工不合法，说账目不清楚。然后，就会有人来“协助管理”。再然后，就变成“统一管理”了。

我坐在那儿，半天没动。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一个人在厂区里转。

走到车间门口，看见里面亮着灯。推门进去，是几个女工，蹲在地上，用抹布一点一点擦地。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怎么还不回家？”

她们看见我，站起来，有点慌。小崔也在，她小声说：“她们说，明天检查的又来。怕不合格，影响厂子。”

我心里一热。

崔姑娘——那个十九岁的——走过来，说了一句话。小崔翻译：“她说，厂长，我们知道厂里难。我们多干点活，少出点错，检查的就少找麻烦。”

我看着她，看着那几个蹲在地上擦地的姑娘，喉咙发紧。

“你们吃饭了吗？”

她们互相看看，没说话。

我去食堂，把剩下的馒头热了热，又煮了几个鸡蛋。她们接过去，还是老规矩——咬一口，然后就不吃了，用塑料袋包好，塞进兜里。

“厂长，”崔姑娘说，“这馒头甜。带回去给弟弟尝尝。”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们把那几个馒头小心地收好，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十一月份，又来了三波检查。

有一回，是几个人穿着便装来的。他们没穿制服，可黄厂长见了，脸都变了。他把他们请进办公室，让我别进去。他们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黄厂长脸色发白。

“什么人？”我问。

他没回答。只说：“厂长，厂子先停几天。等通知。”

停了一个星期。再开工的时候，账上又少了五千块。

小崔后来偷偷告诉我，那是“上面的人”。至于是哪个“上面”，她没说。

十二月底，我回了趟丹东。

在江边抽烟的时候，碰见一个熟人——老刘，在朝鲜干了七八年，什么买卖都做过。他听我说完，叹了口气。

“兄弟，你太天真了。”他说，“地皮不要钱？那是钩子。用工便宜？那是饵。等你养肥了，就有人来宰了。”

我说我知道，已经来了十几波检查了。

他摇头：“检查算什么？那是小打小闹。等你真挣了钱，就不是检查了，是接管。你信不信，再过半年，这厂子就不姓李了。”

我没说话。

他拍拍我肩膀：“撤吧。趁还没陷太深。”

那天晚上，我躺在丹东的旅馆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想的，是那几台机器，那几十个女工，那些蹲在地上擦地的姑娘，那些咬一口就包起来的馒头，还有那句“带回去给弟弟尝尝”。

撤？她们怎么办？

2015年1月，我回了新义州。

厂里还在生产。饼干一箱一箱装上车，拉走。女工们还在低头干活，手一刻不停。

崔姑娘看见我，跑过来，从兜里掏出个东西——是一双袜子，灰色的，针脚细细密密，叠得整整齐齐。

“厂长，”小崔翻译，“她说，过年了，给厂长织的。”

我接过来，攥在手里。

“你弟弟呢？”

“在家。”她说，“等肉吃。过年就有肉了。”

我想起账上那八万块钱，想起黄厂长那句“统一管理”，想起老刘说的“撤吧”。

那天晚上，我把账本翻开，算了很久。

地皮不要钱。用工低价。刚盈利。检查十三波。打点两万多。账上还剩六万。明年会怎么样？不知道。

可我知道，那些女工蹲在地上擦地的时候，想的是“怕不合格，影响厂子”。她们把馒头咬一口就包起来的时候，想的是“带回去给弟弟尝尝”。她们给我织袜子的时候，用的是裂着口子的手，和半夜不睡觉的时间。

朝鲜那地方，地皮可以不要钱，工人可以给低价。可人心，是拿钱买不来的。

那双袜子，我放进了行李箱。

和之前那些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