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洪学智也未能逃脱与彭德怀的牵连。虽然历史上,洪学智与彭德怀的交集并不算多,但两人的关系却在某些关键时刻交织在一起。洪学智原是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后来调入新四军任职,而彭德怀则是中央红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负责西北战场的指挥,洪学智则在东北战场指挥作战。两人真正有较多交集的,应该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洪学智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之一,彭德怀则是志愿军的总指挥。尽管如此,洪学智还是因几件事情被牵连其中。
这几件事,主要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三大关键决策。首先,有人提到洪学智能够担任总后勤部长,是因为彭德怀的承诺。回顾当时,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建立了后勤司令部,经过商议,彭德怀决定让洪学智担任后勤司令员。尽管洪学智对后勤工作并不热衷,但作为下属,他只能服从命令。然而,洪学智曾私下向彭德怀提出,回国后不希望再干与后勤相关的工作。彭德怀初时答应了他,但之后却改变了主意,并反过来批评他,说:共产党人干工作不能讲条件!彭德怀甚至戏言:回国后我要是当了总参谋长,你还是逃不了,得继续做后勤。结果,彭德怀回国后确实主持了军委的日常工作,而洪学智也真的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长。虽然这一决定是军委集体做出的,但外界却有人将其解读为彭德怀私下给予的许诺,这无疑成了洪学智的一项罪名。 其次,发生在第五次战役前的一个争论,成为了他们关系中的又一矛盾点。当时,志愿军司令部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洪学智主张利用我军的优势,将敌人诱入深处进行伏击,以逸待劳,消灭敌人,而邓华也支持这一战略。然而,彭德怀却有不同的想法,坚持自己的战略布局。就在吃中午饭时,洪学智再次找到了彭德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建议依旧诱敌深入。彭德怀虽然认为这个方案有其道理,但最终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军委在向高层汇报时,邓华负责战役汇报,洪学智则汇报了后勤保障的情况。彭德怀在总结时,特别提到洪学智的意见是正确的,尽管他当时没有采纳。他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赞扬洪学智的眼光和判断。这一举动表面上是对洪学智的认可,然而,也成为后来别人拿来说事的资本,说彭德怀对洪学智极为器重。最后,战争结束后,朝鲜方面为彭德怀授勋时,彭德怀曾谦逊地表示,如果要论功行赏,这个勋章应该授予其他人。他提到,从大后方来说,应该是高岗,因为高岗领导的东北军区是志愿军的大后方;从前方来说,应该是洪学智,因为他是后勤司令员,保障了前方部队的物资供应。彭德怀这番话,一方面显示了他的谦虚与不求功名,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彭德怀显然十分重视后勤,认为这对于战争的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洪学智等后勤人员的贡献无可忽视。的确,志愿军在远离祖国的艰苦环境下作战,后勤保障显得尤为关键,洪学智在这方面的努力,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历史也无可否认这一点。 然而,正是彭德怀的这番话,给了他人机会,将其解读为彭德怀在试图将属于自己的功勋转移给洪学智。这种过度的器重,反而让洪学智成为了别人攻击的靶子。 对于洪学智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工作中的正常安排,他与彭德怀之间一直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彭德怀是领导,他作为下属,自然要全力配合工作,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完成任务。然而,随着彭德怀问题的爆发,洪学智也未能幸免。最终,他被免去总后勤部长职务,接替他的,是开国中将邱会作。作为一位开国上将,洪学智被降职到吉林省担任了一名厅长,从此开始了长达18年的艰难磨难。直到1977年,他才得以重新回到军队工作,恢复了自己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