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史起步比日本晚了整整二十年,如果没有这段失去的时间,今天的中国历史轨迹或许会截然不同。那么,为什么会晚二十年呢?蒋廷黻这位史学家给出了三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中国人固守传统,变革的意愿并不强烈。传统文化深深扎根,许多人对于改变保持抵触心理。其次,即使想进行改革,也总是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那些已经享受权力和财富的人不愿放手,怕失去已有的特权。第三,精英阶层缺乏勇于突破的精神,缺少那种为国家、为民族做出巨大牺牲的决心。这三个原因最终导致了中国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成为全球的笑柄。澳门的一家报纸曾犀利地指出,中国的军备几乎不起作用,许多宣扬的力量不过是纸上谈兵。即便声称拥有七十万士兵,真正能上战场的恐怕连千人都不到。 马克思曾深刻地分析过中国,他认为,作为一个拥有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庞大国家,却长期闭门自守,拒绝与外界交流,依旧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幻想中,这样的国家最终注定会走向衰败。这一观点,如今看起来确实不无道理。
金一南也提到过,清朝在初期是相对安宁的,但这份安宁却迅速转变为动荡。中国曾有过一段经济繁荣的时期,那时我们的封建制度已经发展得极为完善,茶叶、丝绸以及大量的手工艺品都做得精美绝伦,仿佛一切都在营造出一种虚假的繁荣感。然而,正是这种过度的自信与安逸,掩盖了潜藏的危机。 清朝的自大与傲慢令他们即使面对内部不稳定,依然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可以轻松应对那些蕞尔之邦的挑战。也正是这种心态,造成了即使在最有远见的统治者眼中,他们的视野始终是局限的。 林则徐可谓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前,他对外来威胁的判断仍然有很大的误判。在他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他曾表示,英国不过是拥有强大的军舰和武器罢了,可一旦他们上岸,随便一个中国人都能轻松击败他们。而且,英国人的体型与我们不同,腿也不像我们一样能弯曲,一旦登陆便会摔倒,摔倒后根本没有反抗能力。这样的话语听来虽然荒谬,但那时的中国人——即便是最优秀的官员——对外界的认知,确实充满了自信和偏见。 当林则徐如此认知外敌时,其他人的想法就更可想而知了。例如,当时的湖南提督杨芳,原本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在1841年道光皇帝决定出兵对抗英国时,杨芳被任命为前锋主将。凭借他巨大的声誉,连英国人都不敢小觑他。然而,杨芳完全无法理解英国军舰的威力,认为他们能够在风浪中射击,是因为施用了巫术。他甚至命令士兵用妇女的尿液填满木筏,企图通过这些装满尿液的马桶来破解英国的邪术,这一行为的荒谬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在中国,仍然有一些眼光远大的聪明人。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时看到湘军水师逆流而上,他心中非常高兴,认为这支军队无敌。然而,一艘英国军舰也逆流而上,在超越湘军水师时掀起了滔天大浪,甚至把一艘湘军的船掀翻了,许多士兵掉入水中,纷纷挣扎呼救。这一事件深深震撼了胡林翼,他回家后病倒了。当有人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时,他不断喊道:天要变了! 有些人把英国的火轮船当作新奇事物来看,而胡林翼却敏锐地意识到,这艘不靠风帆和桨的铁皮船,竟能像怪物一样疾驰而过,这让他意识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在改变世界。他感受到的天要变了,正是当时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对于未来全球变局的深刻理解。金一南在《为什么是中国》一书中也提到过普鲁士军队的失败,他列举了三条原因来分析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耶拿战役中的溃败。首先,军官们未能意识到战争特性发生了变化;其次,军官更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不是训练和战斗;最后,士兵缺乏对祖国的忠诚与军人的精神。这些原因,和中国当时的状况竟有几分相似。 这些历史的教训,不仅仅让我们看到过去的错误,也提醒着我们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