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以前的欧洲，城市之所以成为工商业的唯一中心，背后有着深刻的地理与经济原因。早在1334年，根特的居民便自掏腰包，从桑利斯修筑了一条道路，以便将货物运往巴黎。这段道路的修建，说明陆路运输在当时依然不便，而这也为水路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虽然河流运输会受到旱季、洪水甚至冬季冰冻的影响，但人们仍然尽力改善水路条件：修建河堤、在便捷的地点设码头、在平原上开凿运河等等。其中，最古老的运河可追溯到12世纪，而到了13世纪，运河数量逐渐增加，并通过木制阀门分段调节水位。开凿运河的资金有时由城市承担，有时则由商人集体出资。

尽管水路运输已被精心改善，但在当时的贸易体系中，海洋贸易仍然更具战略意义。在罗盘尚未普及之前，船只只能沿着海岸线行驶，这种局限一直持续到14世纪。航程有限，使商船必须结队而行，最外围常由战舰护航。当时的海盗异常猖獗，甚至有的商人自己也参与类似的抢掠。商船的载重通常在数百吨之间，地中海多使用桨船，而北海和波罗的海则偏向法式载货帆船。

西欧的集市分布广泛，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市场，它们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欧洲社会内部自发形成的产物。在商业初兴时期，集市达到鼎盛，但随着各地商业的成熟，集市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中世纪新兴的集市与早期传统集市有所不同，其影响力远不及前者。早在9世纪初，欧洲各地出现了许多地方小市场，但这些市场并非集市的直接起源，它们只是为当地居民提供日常用品，每周仅开一次，货物种类有限，供给范围狭窄。而集市则是职业商人定期聚集的场所，商品种类繁多，吸引范围广泛，不局限于当地居民。无论货物来自何方，商人来自何处，只要有意参与，皆可进行交易。由于筹备庞大，集市通常一年只举办一次。

最初，大多数集市吸引的是本国或本地区的商人，但到了12世纪，香槟集市开始吸引来自全欧洲的商人。许多集市出现在贸易复兴时期，最古老的可追溯至11世纪，而到了12世纪，集市已遍布各地。集市的地点由商业流向决定，与城市本身的重要性并无直接关联。意大利的米兰、威尼斯等城市并无集市，而北欧的根特也没有，但香槟集市却在莱格纳和巴尔等不甚重要的地方闻名全欧。集市的存在更多取决于远方商人的需求，而非当地人口规模。

法律赋予集市特殊特权，举办地受到特别保护，任何侵犯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商人在集市期间受到地方诸侯保护，并有卫队维护秩序。为了吸引更多参与者，集市通常提供各种特别权益，例如康布雷的集市期间，人们可以掷骰子、玩纸牌。而更重要的是，集市赋予商人临时保护权：其土地不被没收，债务可暂缓偿还，贷款利息也可暂停征收。

德国经济学家曾用自然经济来描述货币尚未广泛使用的时期。货币早在希腊以前就已存在，因此不能以货币存在与否来界定13世纪的经济状况。市场权与铸币权的结合，显示货币已开始在价值衡量上发挥作用。教会在土地产量不足时会从外界购买必需品，丰收时则用剩余酒粮换取货币而非其他物资。当时商业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货物流通有限，货币贸易只在小范围内进行。主要经济活动仍以向大领地主缴纳税赋为主，而这些活动不依赖货币。

在领地经济中，佃农用实物缴税，并承担各种劳役，这让人容易误以为大领地经济完全是自然经济。土地自给自足，与外界隔绝。对于依赖土地生活的领主而言，让农奴耕作并以劳役换取物资与保护，是最实际的做法。大领地不从事商业，自然也不需要货币。随着商品经济渗透，当地经济逐渐被重塑，货币支付逐步取代实物支付。分裂西方的蛮族依然使用拜占庭金币，但由于长期封锁，这种货币未能在西欧广泛流通。9世纪初的加洛林王国几乎完全依赖农业，无商业活动，诺曼人和穆斯林入侵更让古代货币遗迹消失殆尽。

地中海贸易一度中断，黄金退出西欧货币体系，自丕平时代起，银本位逐渐取代金本位，查理曼最终确立了银本位。皮朗认为，中世纪商业复兴并非从地方贸易起步，而是始于长途国际贸易。香料贸易不仅是威尼斯财富的源泉，也使西部地中海诸大港口受益。

11世纪，意大利南部恢复了北非航线，香料成为商船最宝贵的货物。阿拉伯、印度、中国商队将大量香料运至叙利亚，使其成为西方商船主要目的地。香料运输价值高、需求量大，是最为珍贵的商品。中世纪的贸易以奢侈品为起点，原材料贸易因资金庞大而未广泛发展。自墨洛温时代起，西欧人曾停止使用香料，但随着贸易复兴，香料重新进入欧洲，并迅速在上层社会中站稳脚跟。 香料需求旺盛，使商船无需担心存货或价格问题，但风险也随之而来：频繁的船只事故与海盗威胁如影随形，海盗甚至在光天化日下劫掠商船已成常态。意大利城邦之间频繁发生商业战争，互相攻击对方船只，其激烈程度不亚于16至18世纪的西欧海战。热那亚和比萨刚与黎凡特通商，威尼斯便力图排挤竞争者。1261年拜占庭复兴后，威尼斯逐渐失去优势，而热那亚推动的争夺活动让两城在爱琴海开始长期角力。斗争并未削弱双方繁荣，反而使彼此获益。 13世纪起，进入欧洲的商品多样化，包括米、杏、橘、无花果、葡萄干、棉花、明矾、洋红等，源自中东和印度。生丝自12世纪末传入欧洲，纺织品制造起于意大利，不久扩展到大陆。 城市与乡村有着明确区分：乡村以农业为主，城市则以贸易和工业为核心。城市的重要性通常与其经济势力范围成正比，少有例外。罗马因教廷而重要，伦敦与巴黎为国王驻地，因此即便经济受限，行政影响力也足以弥补。中世纪国家尚未完全集权，政府和行政机构未固定，城市尚无现代集中状态。 主要驻扎地因教会存在获得经济好处，而教士作为外来人口并不分享城市权力。中世纪城市延续了罗马时期的文化痕迹。当地贵族从未放弃城市居所，城市复兴时继续居住，修建私人院落塔楼，装点城市风景，并投资商业。热那亚与威尼斯的贵族在社会斗争中占据关键地位，而中北部欧洲大多数贵族居住乡村城堡，直到中世纪末才为更舒适生活在城市建豪宅。 总体而言，城市粮食供应依赖附近乡村与商业活动。城市本身对粮食供应作用有限，大型商业城市必须从外界输入粮食。市民的主要粮食来源是邻近农民，初期市区一旦形成便为当地农民提供了生机。农民除了与城市和城堡市场交易，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