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带热了本来只有专家才弄得明白的五代十国史，特别是吴越国的历史。吴越国在五代十国中存续时间最长，境内人民安居乐业，是唯一没有被宋朝武力征服的地方政权。最后的吴越王钱弘俶主动归顺，原因据称是为了其人民的福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的后代也受了祖上的福荫。其实我最早听说钱弘俶的故事，还是上高中的时候。这倒不是我有多博学，而是有位钱姓同学，他父亲与我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北航的同学，他爷爷是钱昌照，在民国与新中国都是重要人物，最高做过政协副主席。这位同学自称是吴越王的后代，是他第一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

但是，我们仔细想想，作为一国之主的钱弘俶，怎么一点“爱国主义”精神都没有？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居然没有什么人这么指责过他，而大家都觉得他的做法很对。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梁启超这样的人出来说，中国之所以被西方列强打败，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爱国主义精神。

笔者下面会指出，梁启超讲的并不全对，但他确实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即现在我们通常理解的“爱国主义”，与所谓“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英文是同一个词，nationalism）相关，它指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不惜一切代价。而这里的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并不等同于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民众的简单集合。

这种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确实不是传统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西方的舶来品。从西方文明早期，希腊城邦就有为了城邦而献身的爱国主义。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通过苏格拉底的嘴，这种“爱国主义”被更加抽象化了。根据其中一个神话或者传说（它被称为“高贵的谎言”），一个城邦的公民都是这片土地下面孕育出来的。也就是说，疆土意义上的城邦就是公民的母亲，而公民应该为保卫国土不惜牺牲生命，特别是其护卫者（统治者）的生命。在回应城邦的统治者过得并不幸福的批评时，苏格拉底指出，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整个城邦的幸福，而不是某个公民阶层的幸福。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听着很高尚，但是，如果城邦里的公民不幸福，城邦的幸福何来？但苏格拉底似乎暗示，可以有没一个幸福雅典人的幸福雅典的存在。其实，整个《理想国》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为了城邦公共的善，去消灭一切私的东西。

在后来的罗马共和国乃至罗马帝国，这种为一个近乎抽象的国家而牺牲一切的“爱国主义”，也非常普遍。比如，在共和到帝国转型期间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西塞罗，在其《论责任》一书中就说：“在所有可爱者之中最可珍爱的一个是故国；如果需要的话，那么有哪个好人为国牺牲会犹豫不决呢？”后来罗马诗人贺拉斯说：“为父亲的国土而死是甜美而合宜的”。有意思的是，这里“父亲的国土”的拉丁原文是“patria”，是“父亲的”的意思。它也是我们现在讲的西方爱国主义的英语词“patriotism”的词源。

到了欧洲近代，国家林立，其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又被挖掘出来，并且发扬光大。为了爱自己的国，牺牲自己，蹂躏他人，也在所不惜。这种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非常“自私”（本国利益不但优先，而且绝对），非常具有攻击性，成了西方近现代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这种区分敌我的思想，其实也可以上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文本《理想国》。在那里，正义被理解为帮助朋友，伤害敌人。在城邦层面，本国公民都是朋友，非本国公民都是敌人。到了欧洲近现代，则有“我的国家，无论对错”（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的说法，意即无论我的国家怎么做，我都要站在我的国家一边。这是西式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军国主义（jingoism）的重大特征。

如此理解的爱国主义，在传统中国，尤其是中国思想大迸发的先秦，很难找到踪迹。战国时期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的重要学派是法家，其集大成者是韩非子。但韩非子从来没有讲过，一个人应该出于爱国而为国家献身。一个懂得法术的君主，确实要让人民为国献身，但其方法是威逼利诱。对每个具体个人而言，比如对一个秦国人而言，他之所以上阵杀敌，不是因为秦国是灯塔国，其他国家都是蛮夷。敌方士兵，也不是恶人。之所以要冲锋陷阵，勇敢杀敌，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等待他的是更加有害的惩罚，而如果这样做，等待他的是物质奖励。所以，这个士兵，是根据个人的利害计算去杀敌的。顺便说一点，我们经常听说，中国或者东方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是个人主义的。但至少在传统中国，特别是先秦，连法家都是个人主义的，并不推崇为一个抽象的、与个体无关的集体而献身。法家理想的国家里面，士兵杀敌不是因为恨对方，只是因为杀敌能赚钱。这听着很可怕，但我们想想，比起不把对方当人而去大规模杀戮，比如二战时候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了钱杀人，还是要好一点。就国家而言，韩非子的理想国家会给冒着生命危险的本国士兵以报酬，这可能比用军国主义煽动人民，打着“爱国主义”旗号让人民白白送死，还是要更仁慈一些。

当然，把敌人想象成坏人甚至禽兽，确实有利于鼓舞本国人民保家卫国，上阵杀敌。现在我们一提秦国，就说它是虎狼之国。其实在春秋乃至战国早期，秦国被当成华夏诸国中的一员，与其他周统治下的诸侯没有区别。但当秦国独大，威胁到他国存亡的时候，秦国（以及楚国）在他国中的形象越来越糟，成了虎狼之国。但直至秦统一六国，西方那种从柏拉图到近现代那种敌我界限分明的“爱国主义”，最多也只是有一个萌芽。

《太平年》剧照

与这一点相关，强调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儒家的君子圣人，也是牺牲自己、保全民众的典范。但是，即使儒家看似有更多爱国主义思想的成分，但是他们的人禽之辨、爱国主义，与西式爱国主义，也有根本不同。比如从孟子来看，人与禽兽的差别很微小，其区别在于人有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的表现在于，哪怕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他如果要掉进井里摔死，在看见这一场景的瞬间，我们心里都会难受一下。当然，这种同情心，虽然普遍，但非常脆弱。所以孟子希望通过家庭培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这种情感推广出去，从而能把全天下之人，都凝聚到一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恻隐之心培养得这么好。那些能够把同情心扩展到一个县、一个郡甚至一个国的人，就应该作为相应政治团体的领袖。如果一个人可以关爱天下所有的人，他就应该是天子，或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世界领袖。不过，即使有这样的世界领袖存在，但儒家也坚持爱有差等。所以，一个人爱自己的国家，要强于爱外国。本国利益优先，这一点问题没有。也就是说，儒家可以有爱国主义。但是，本国利益优先，不等于我们可以为本国利益不择手段。因为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就对外国人没有恻隐之心，我们就成了禽兽，我们的国家就成了禽兽之邦。为了本国利益去戕害外国人民，孟子是绝对反对的。

并且，虽然儒家有本国利益优先的爱国思想，但是这种“爱国”，是非常具体的，即爱这个国家的人民，希望捍卫他们的福祉。在一段对话中，孟子借古代一位好的君主的嘴说，之所以要保卫国土，是为了给在这片国土上生存的人民提供生产资料以保障他们的生存。但在强大的外敌威胁下，让人民去牺牲自己，去保卫那些本来是为人民生活提供物质来源的土地，这讲不通。所以这个君主决定不抵抗。但他的子民觉得他是难得的好君主，就纷纷跟着他跑到安全的地方，重建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后来替代商朝的周国。

与此相对，如果在君主统治下，民不聊生，那么，如果他国来解放这些受苦的民众，这个国家的民众就没有保家卫国的义务。他们应该做的，是拿着好吃的、好喝的，来欢迎解放军。当然，也许这个国家的民众生活太悲惨了，以至于“饥不择食”，以为来的侵略军是解放他们的。当侵略军占领这个国家以后，情况没有好转，甚至更坏，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再次“叛国”。

在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非常流行的误解。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一个（其实是被后人提炼的）说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或者它的变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被当成一句爱国主义的口号。但是，回到原文，顾炎武说的很清楚，保卫国家，是“肉食者”（即统治者）的事情，与匹夫无关。但如果一个以仁义为基础的秩序瓦解了，这才叫天下要亡了。也就是说，“天下”不仅仅指的是物理意义上的世界，而是一种全球的道德秩序。当这一秩序瓦解，没有人会过上好日子，因此匹夫才有了责任。所以，顾炎武想说的，恰恰不是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西式）爱国主义的意思，而是先秦儒家的以人民福祉为最高目标的爱国主义。

总之，对先秦儒家来讲，爱国爱的是国家里面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超出个人的集体或者国家。我们再次看到，集体主义其实是产生于西方的，倒是传统中国，无论哪一家，都持一种弱的个人主义思想。而西方可能恰恰因为有这种很强的集体主义，作为一种反动，才产生了非常强的个人主义。而传统中国所有的，是一种温和的个人主义，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主义。与此相关，法家不讲爱国主义，儒家讲。但儒家讲的是具体的爱国主义，也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

因此，从儒家思想出发，回到我们开始的引子，如果钱弘俶是因为希望保护自己的人民不受战火的蹂躏而归降宋朝，那他确实是一位仁君。同时，宋朝要善待吴越人民，要让他们的生活更好，这样才能让宋朝的吞并是正当的，也不辜负钱弘俶这位仁君的善意。

但是，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下，中国的精英慢慢失去了文化自信，开始批评传统，拥抱西方。当然，西式爱国主义，有它的好处。比如，它确实更具有煽动性，更能让一国的人民整合起来，去成就一番伟大事业。但它的害处，从前面提到的纳粹屠杀，到日本的一亿人民玉碎（为了保卫日本国土，不惜牺牲一亿军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西式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是军国主义影响下，“天下”亡了几次。西方内部提出的解决，是全球化，是超越国家的世界主义。但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全球秩序正在崩溃，很多国家又退回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但这样的世界我们经历过，就是天下差点亡了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动，可能是超越国家的世界主义，取义过高，适得其反。这时，也许回到传统中国的具体的爱国主义，或者从传统中国资源里发展出一套新天下体系（这是笔者在《探寻理想政体：儒家的差等秩序》后半部中做的工作），才能真正解决世界的这种两极摇摆。因此，《太平年》背后的吴越王的精神，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