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曹魏,几乎每个人的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名字必然是曹操,紧随其后才会想到曹丕、曹叡等人物。然而,细细追溯历史脉络,会发现曹丕才是魏国事实上的第一位皇帝。但他所统领的魏帝国,与曹操手下那个魏王国,从根本上已经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性质,甚至可以说,二者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体。若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审视三国时期,其实正是士族阶级蓬勃发展、渴望垄断权力的时代缩影;若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则是儒家思想在历经三百年辉煌后,首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因此,代表儒家精神的士族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那些根本不信奉儒家礼法的军阀们,压根儿就不愿意用他们。
从董卓到曹操,再到诸葛亮——虽然后者不是典型的军阀,却是帝国的实权掌控者——他们的行事模式无不体现出同样的逻辑:手握一国甚至天下的大权,却总对世家大族心生不满;同时,对汉末腐朽的儒家礼教亦心生厌倦,认为唯有法家才能在乱世中稳住国家的根基。在曹操手上,这种理念被凝炼为清晰的治国方针:法家治国,寒族路线明确。他力推唯才是举,强调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目的就是让权力归属完全取决于能力,而非出身或血统。可时代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乱世之中,寒门子弟凭才干能够搅动局势;而一旦天下渐趋太平,德行与门第的联系又不可避免地回归传统。曹丕若想获得士族支持,只能全盘向他们妥协。但一旦彻底倒向士族,曹家的天下也不过是暂时拥有——毕竟,既然天下本属士族,那么皇位最好也落到士族手中,而非曹氏门下的赘阉遗丑。 在汉代以前,官员的选拔几乎完全被氏族和既有官僚把控,普通人若想入仕,必须得到名人的推荐,这几乎堵死了所有寒门士子的晋升之路。而九品官人法的实施,则让最普通的人也拥有了入仕的可能,这无疑是对旧制度桎梏的一次强力冲击。主导这一制度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就是司马懿。因此,到魏末,官员中有很大比例都是司马懿的徒子徒孙,这也为司马家族的权势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皇族逐渐衰落,曹丕、曹睿时期诸曹、夏侯等人仍掌握着实权,尤其是军权,但到了曹芳时代,实权逐渐落入外姓手中,为司马家族独大的局面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曹爽事件,皇族势力受牵连颇深。而司马懿父子,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西阻蜀汉,南平王凌,北灭公孙——为曹魏立下了无人能敌的战功,也为日后的权力更迭埋下伏笔。 曹魏开创了大一统王朝通过篡位成功夺取皇位的先例,其影响深远且负面,直到宋朝才基本消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成为后世各方实力派争夺皇权的参照,从此以后,凡有一定实力的势力,无不对皇位虎视眈眈。小则地方割据、都城宫廷政变,亦或大则天下大乱,如西晋末、隋末、唐末五代,导致民生涂炭、十不存一。很多人轻易指责宋朝以文制武,却往往忽略一个事实:军阀作乱几乎无底线,其屠城烧杀、掳掠掠夺的危害,并不亚于外族入侵。曹丕继承了曹操的基业,他的兄弟中也各有才干:善战的曹彰、才情横溢的曹植,都曾是潜在的威胁。为了巩固自身地位,曹丕处处压制曹氏皇族。而某些受重用的皇族成员,如曹爽,又不尽人意。外部环境亦起到关键作用:诸葛亮连年北伐,司马懿常年统帅军队在外,军权逐步掌握在司马氏手中——掌握军权,也就意味着掌握了话语权。曹魏如何夺取天下,也正如其最终如何失去天下一样,皆因权力结构和时代洪流的无情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