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期，生产力低下，资源匮乏，各个部落之间时常发生激烈的战斗。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周公开始推行礼制，将人的身份、利益和权力关系明确规定，停止了部落内部的争斗，使得整个天下得以稍作平稳。这一改革得到了各个部落族长的支持，也为后来的发展铺设了基础。然而，到了春秋时期，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种势力纷纷崛起。那些拥有一定生产能力的国家和地区开始积累庞大的资源，而当时的宗室贵族，依赖过时的井田制度，已经在实力上无法再占据优势。人们的身份地位逐渐变得不再重要，最关键的变成了谁拥有更强的力量。这一时期，实力便成为了最重要的话语权。

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开始面临小宗取代大宗的问题。虽然这一问题得以解决，但接踵而来的是更为棘手的问题——贵族的力量膨胀，逐渐压制了国君的权力。这就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背后的原因。即便贵族们的权力斗争从未停止，但他们夺取的权利已经与国君的权力毫无关系，国君能做的，也不过是通过平衡各方贵族的力量来保住自己的一席之地。

然而，随着贵族实权的逐步削弱，单纯的权力平衡已经无法维持政权的稳定。在晋国，最终由于三家互不妥协，只有通过交换土地来暂时维持平衡，而齐国的情况则更加极端，最终由最强的一家取代了整个王室。谈到这一过程中最为成功的范例，非秦国莫属。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国君往往被权臣所控制，形成了类似晋国那种权力悬殊的局面。但即便如此，秦国从未出现过贵族架空国君的局面，无论春秋时期秦国如何弱势，权力始终牢牢掌握在国君手中，实权贵族根本无法动摇。

田氏代齐这一历史事件堪称百年大计，成功的背后是九代人的努力与拼搏。从结果来看，田氏的计划无疑是早有预谋，但当他们家族初次落难逃入齐国时，前几代人其实并未有任何造反的意图，更多的是想要寻求生存空间。而齐国的宗室在长期的内乱中，已然出现了种种裂痕，正是这些裂痕为田氏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取而代之。尽管如此，这一切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某一代的大胆行动才最终改变了齐国的命运。

齐国的历史像是一艘大船，姜太公的后裔最初在东方开疆拓土，为后来的姜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形成了独特的性格与文化。襄公、桓公等人站在历史的浪潮之上，创造了许多人称道、后人美化的霸业。然而，正是姜齐家族的特殊性格（或者说特色）造就了齐国的强大，却也使其逐渐变得空虚和腐朽。强大的霸业成为了代代齐军背负的沉重包袱，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室与卿族的内斗愈发激烈。最终，姜齐家族和其庞大的卿族系统，都成为了田氏登上历史舞台的垫脚石。

田氏代齐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天时上，春秋时期礼乐崩坏，社会风气逐渐腐化，而三家分晋的历史事件也为这些非正义的势力提供了联合的契机。地利上，田氏家族在齐国已经扎根了三百年，足足经历了一个西周的时光，掌握了齐国各地的要地，熟悉了每一座城池的情况，其他大臣与田氏的关系也密切，篡位之举几乎没有任何阻力。人和方面，田氏通过各种手段积攒了大量的人心，无论是通过小斗进大斗出的手段，还是通过几代家主的积累与壮大，都使得田氏家族逐渐树立起了威望。如此多的优势积聚在一起，他们的成功几乎是注定的。

春秋时期，君王大权旁落的共同特征，往往是幼主即位，宗室和卿族之间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每当这种局面出现，宗族若是成功，就意味着更换一个新的国君；而卿大夫若是得势，则会变成世代的权臣。晋国的例子最为典型，由于晋襄公的早逝，导致了权力的真空，卿大夫最终得以取而代之。而齐国的情况也类似，齐景公废除了长子立幼子，结果幼子年幼，缺乏足够的支持和势力。一旦宫廷政变爆发，君主失去权力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到了后世的大一统时代，随着体系的建立，幼子即位的问题不再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具有致命性。比如顺治帝、万历帝等，虽然年轻即位，但因体系的成熟，依然能够稳固政权。然而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权力继承出现问题，政权的旁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