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楚长城是我国古代最早修筑的长城之一,有学者甚至称其为中国最早的长长城。关于其地理位置,多数学者认定在南阳叶县。随着防御需求的增加,楚国开始着手修筑长长城,将北部具有防御意义的关塞、城邑统称为方城。这一工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为防御不同敌人逐步完成的。学界普遍认为,东段建于战国时期,主要用于防楚;另有学者提出,齐长长城从春秋后期的姜齐灵公,到战国中期的田齐宜王,经历了数百年的分期修筑。[重复内容已在改写中自然合并]
关于齐长长城的地理位置,王国良先生通过对前人研究的考察,总结出:齐长长城西起今山东西境平阴县,沿泰山北冈,东南抵达黄海北岸诸城县境之琅琊台入海。齐城的起点在古平阴北境,即今肥城县西北六十余里古防门以西,向东北延伸,入长清县西南境,大致当古卢县东部边地。此外,齐长长城依山而建,利用山势绵延起伏,以抵御赵、齐两国的威胁,这一点学界意见较为一致。燕南长长城修筑的主要目的,则是在燕昭王时期防御西南的秦国,沿太行山深谷而建。 赵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地理位置险要,被称为四战之国。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赵国必须加强防御。王国良先生统计,从赵敬侯四年至赵肃侯十七年五十一年间,魏赵之间爆发大小战争十三次之多。赵国长城的另一重要作用,是保护邺城这一军事重镇,与黄城一道对邯郸构成防护屏障。 燕北长城的修筑略晚于燕南长城。赵国北部常受少数民族侵扰,至赵武灵王时期,国家策略调整,转而关注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民族。燕、赵、秦三国的北长城均为防御游牧民族南下而建。当三国国力尚可时,为确保国内安定与边民安全,他们会主动发动对游牧民族的战争,并在新占领地区修筑长城,以防敌军卷土重来。春秋初期,百余诸侯国逐渐演变为七雄并立,地方形成系统行政体系,从城邦国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领土国家,领土安全成为修建长城的重要前提。战争方式也随国家形态变化而发生重大转型。 早期,战争以车战为主,兵种以战车为主,交战双方多选择平坦场地比试,胜负迅速分明,战争规模小而时间短。到战国时期,则以步战为主,兵力可达三十万至一百万之巨,阵地战与攻坚战成为主流。这不仅明确了边界,还抵御了他国侵袭。楚长城在北方竖起一道屏障,有效防御临近齐、秦、韩、魏等国的侵扰。魏国修筑长城主要为防御秦国东进,显示出战略防御的转变。燕南长城抵御齐、赵威胁;赵南长城则维护国都与国家安全。赵北长城修建于阴山南麓,军事意义不如边界意义明显,其主要作用是防止匈奴羊群南下,减少冲突与战争可能。总的来看,春秋战国长城既具有共性,工程量巨大,又各具特色,为秦朝所继承。 庐生被认为是修筑长城的始作俑者。秦朝灭亡后,汉初对秦思潮分析其覆灭原因,多认为征伐匈奴与修筑长城是始皇个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表现。西汉文帝时期,晁错曾上书文帝: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由此可见,晁错认为始皇北征匈奴、修长城是贪欲扩张边地所致,以民力换领土。然而,这种看法过于绝对,忽略了当时匈奴对秦都咸阳及边地民众的实际威胁。汉武帝北伐匈奴,先夺取匈奴占据的离咸阳最近的河南地,也佐证了这一点。秦朝修筑长城,旨在巩固北部边防,防止匈奴再次入侵,形成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浩大防御工程——万里长城。 秦长城分为西北段、北段和东北段,与秦、赵、燕长城相呼应。秦修筑长城,一方面因其领地接近咸阳,不易受威胁;另一方面,河套地区地理环境优越、土质肥沃,适宜筑城防守和农业发展。学者对秦长城的评价褒贬不一,多认为其消耗人力、财力,体现始皇暴政,甚至成为秦速亡原因。然而,从巩固战争成果、扩张领土、设县移民、屯田开发来看,修筑长长城也保护了新领土,并彰显了中原王朝的威严。 原有长城部分地段已失去防御作用,修筑时有些地段北移。齐长城由齐人独立修筑,初段防鲁,后段防楚。秦长城建设者包括士兵及戍卒,犯错者亦被发配劳作。战国时期,各国已有数百年历史,民众对国家认同感强,外敌入侵时,更激发了保家卫国决心。然而,新王朝刚建,民众尚未心理认同,被征劳修长城,徭役负担超出制度规定,民怨激增,对新政及长城持批判态度也在情理之中。在当时背景下,秦长城修筑既必要又迫切。尽管代表暴政,但其防御作用不可小觑。正如贾谊所言:使蒙恬北筑长长城而守藩篱,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此外,长城促进了民族融合和边疆经济发展,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防御工程,既保障了边地安全,也为后世军事防御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