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期，长孙晟在经历第一段婚姻后，再次迎娶了高氏为妻。在当时，官员勋贵丧妻后续弦是寻常之事，因此后世史官对长孙晟的第二次婚姻几乎未加着墨。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后来的历史，会发现这段婚姻暗中埋下了一枚足以撼动唐朝格局的蝴蝶效应。那么，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高氏出身北齐名门，她是清河王高岳的孙女，其兄高士廉则名列凌烟阁功臣。高氏为长孙晟生下了一对子女：长孙无忌和日后的长孙皇后。然而，高氏与长孙晟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关系一直紧张，这种矛盾在长孙晟生前虽未爆发，但暗潮汹涌，埋下日后的风波。

大业五年（609年），长孙晟去世。悲剧随之降临：长孙晟第一任妻子所生的长孙安业，竟然将继母高氏及同父异母的弟妹——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逐出家门。彼时，高氏母子无其他经济来源，被赶出家门几乎等于被判绝路，仿佛生存希望被一刀切断。长孙安业此举，显然是想让继母与兄妹自生自灭。

幸而高士廉及时出手，将妹妹与外甥接到自己家中，否则高氏母子恐怕真的要流落街头。彼时的高士廉，不过是上有老下有小、位列九品的小官，在隋朝已被排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他所能提供的，仅是最基本的温饱与教育，至于生活的优渥和仕途的晋升，则无从谈起。

因此，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虽出身关陇集团名门，却在早年经历了贫困的磨砺，没有享受到门第带来的资源。史书记载表明，这段艰苦的童年对兄妹二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对长孙皇后而言，是生理上的损耗——她早逝与早年的困苦有直接关联；对长孙无忌而言，则是心理上的烙印——他对权势与富贵充满渴望，对任何可能阻碍自己的人毫不手软。

长孙皇后深知哥哥的性格弱点，早年便严格限制他担任宰相，明白一旦得势，他必然因掌权而树敌，与皇权发生冲突。她用自己有限的权力为唐朝政治保驾护航，尽量遏制长孙无忌的野心。

然而，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这道制衡随之消失。贞观十七年（643年），长孙无忌凭借在太子之争中获胜的优势，成为朝廷中无人能敌的第一重臣。即便唐太宗在世，他便开始打压潜在政敌，甚至多次暗算房玄龄等朝中重臣，朝堂之上风声鹤唳，无人敢小觑。

唐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的权力更达巅峰，他与皇帝形成了所谓二元政治。永徽四年（653年），借高阳公主案，长孙无忌几乎将所有潜在对手一网打尽。他的权势甚至令他自视超越了隋朝的越国公杨素，而与唐高宗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

早在唐太宗时期，他便意识到长孙无忌过度揽权可能威胁皇权，暗中为唐高宗安排了关键人物——李勣。若权力矛盾未激化，李勣便不会发挥作用；但一旦矛盾激化，李勣将成为唐高宗扳倒长孙无忌的关键棋子。

可惜的是，长孙无忌幼年贫困的心理阴影，使他永不满足于权力，最终触发了李勣这一保险。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借助李勣的支持，顺利完成废王立武，长孙无忌在显庆四年（659年）被迫自尽。而武则天，正是在长孙无忌的尸骨之上，改写了整个唐朝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