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的形势与曹魏、隋朝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三者都是处于开创期的政权,二代的参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二代的存在和他们的势力往往决定了这场历史大戏的走向,这些二代也可以说是各自势力的主公。但唐朝的情况与曹魏和隋朝的区别在于,唐初并没有明显的父子代际划分,父与子共同起步、共同创业,几乎是同一时期开启了自己的江山,并且他们的股份相当。李渊凭借年龄和伦理上的优势掌握了控制权,拥有了分配权,但真正的分配还是遥遥无期。李渊所能分配的,大多是一些虚职、虚名,而这些名分背后的实权,往往都需要李世民自己去争取、去实践,许多重要的实权,李世民几乎都是凭借自己在战场上的努力、智慧与拼搏,才慢慢获得的。
其实,父子间的从属关系,在这种微妙的历史时刻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如果没有严格的封建君臣伦理和父子关系,李渊和李世民恐怕早就脱钩了。李渊坐上的皇位,刚开始也只占据了晋陕川一带,那一小片土地的江山,甚至经历过一次失而复得的动荡,李渊并没有完全掌控大局,而依靠李世民的支援才勉强稳定了自己的位置。 李建成作为太子,实际上也只是名义上占据了这个位置。他的江山也是岌岌可危的,与其父李渊的稳固皇位相差甚远。可以说,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更多的是靠着李渊的支持,而非他自身的能力或稳固的根基。而李渊,实际上完全依赖于李世民的能力,李建成在这场父子博弈中,显得毫无实质权力可言。李渊是否还能继续掌握分配权,李建成是否能够真正坐上大唐储君的宝座,恐怕也未必。李建成所拥有的,只是一个空有名号的虚位而已。 唐朝的建立,实质上是李渊和李世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李渊的资源、名位和早期对李世民的支持,李世民即便才智过人,也未必能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崭露头角。李世民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经历了许多失败和挫折,才逐渐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 到了李渊执政的晚期,李渊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既有无法割舍的父子亲情,也有李世民越来越强大的权力所带来的威胁。父子俩都明白,互相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权力斗争而彻底割裂。李渊从未打算把李世民置于死地,而李世民也没有谋杀父亲、直接上位的想法。这个原则成为了玄武门之变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相比之下,李密与翟让的争斗则没有这样的微妙情感。李密无视翟让的帮助与恩情,最终将其杀害,导致失去民心,错失了建立政权的机会。历史证明,虽然为达目的,许多统治者采取了极端手段,但他们的底线往往决定了是否能够长久执政。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如此,他在用权谋时保持了一种强者的温柔,这也是他能够获得部下忠心、百姓支持的原因之一。以武力为主的帝王,也能展现出治理国家的智慧与风度,避免了暴政的困境。唐朝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就是李渊与李世民两个人的博弈,李建成在其中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他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人,随时可能被抛弃。李建成的处境也非常尴尬,他的名号并没有对应的实权,而李世民的功绩和威望逐渐超越了他的父亲李渊。李建成无法像李渊一样稳坐江山,他与李世民的博弈注定要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彻底失败。 李世民的成长与成功,并非偶然。经过虎牢关的激战后,李世民的威望几乎超过了李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威望不断增强。若他此时不进一步争取皇位,最终将面临两种结果:一是被李渊打压,甚至消除;二是被功臣集团抛弃,孤立无援。李世民如果没有在关键时刻采取行动,他的结局就只能是被局势推向被清除的结局。 李世民强于李建成的事实,不容否认。在面对父亲李渊和太子李建成的联合打压时,李世民实际上已经在双重压力下展现出了巨大的能力。李建成的存在,实际上只是制衡李世民的一种工具,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力。 玄武门之变的成功,正是因为李世民能够得到当时众多有影响力的功臣支持,最终走向了权力的巅峰。而李建成,则因缺乏这样的支持和智慧,最终未能站稳脚跟。李世民的成功,是时代赋予他的机会,也是他个人成长过程的必然结果。 至于李建成是否能够通过压制李世民来取而代之,这实际上并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他的命运在更大的历史潮流中早已注定,而李渊才是真正的决策者。李渊对山东的敌视与排斥,以及李世民劝阻他不要再出征的决定,都彰显了父子间的深层次权力斗争。 李建成如果顺利继位,他能否应对当时内外的重重困难,依然是个未知数。内部存在强大的隋朝遗老,外部又有突厥的威胁,李建成是否能稳住政权并不是单纯的皇位继承问题,而是能否平衡各方势力的问题。事实证明,如果李建成继位,唐朝可能会面临隋朝二世而亡的命运,最终可能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