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效仿上古三代的明君贤臣 面对道光末年到咸丰年间愈发严峻的统治危机，晚清的统治阶级并没有第一时间考虑通过制度变革来图强，而是将希望寄托于内部的人事更替。经世派士大夫们习惯性地将道咸年间的困境简单归结为人不贤，他们坚信，只要君主振作精神，官员恪尽职守，眼前的困局便能迎刃而解。

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皇帝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绝对核心，其勤政与否直接决定国家治理的成败。因此，经世派士大夫们怀着殷切的期待，希望初登大宝的咸丰帝能够一扫积弊，振兴朝政，把大清帝国从混乱中引向秩序和安宁。 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帝刚即位，通政使司通政使罗惇衍响应皇帝求贤的号召，上呈《勤求治理疏》，字里行间透出他对新君的殷切期待。他希望咸丰帝能潜心钻研儒家经典，做到敬天法祖、居静穷理。罗惇衍坚信，只要皇帝能够真正肩负起大清帝国的领头羊角色，那散乱如麻的政局自然会梳理清楚。他断言，只要效法先祖，依据儒家典籍施政，朝纲自可重振，国家定能摆脱困境。

同年，鸿胪寺卿吕贤基也在《敬陈时政四事疏》中向咸丰帝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他强调，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学习圣人之学，洞明圣人之理。他写道：臣窃维圣学之要，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而在明德新民之理。惟平日格物致知，研几极深，而后用人行政，能灼然洞见其是非臧否，而不惑于世俗功利之言。 吕贤基进一步建议皇帝：伏乞皇上万几之暇，取《大学章句》，及《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与《朱子全书》，分日进呈御览，覃精研究，以为治平之本。他深信，只要皇帝能够循先王之道治理国家，就有可能创造出媲美上古三代的盛世，凡事之所难者，直以先王之道权之，将见盛治所臻，必有比隆于唐虞三代者，则天下幸甚。

不仅期望皇帝以尧舜为楷模，倭仁自己也严于律己。历朝史家在记录王朝兴衰时，总是将其归因于几位皇帝，这使得士大夫阶级极为重视君主与大臣的个人品德及执政能力。经世派士大夫们坚信，只要皇帝效法上古三代的圣王，道咸年间的统治危机便可迎刃而解。汤鹏甚至认为，皇帝的一念之间即可决定天下的兴衰，且夫治其一念，所以治天下也。去怠从敬，所以治其一念也。……是故三代以上，有圣君焉，天下之材如也。龚自珍也强调，要实现天下大治，仅需皇上圣神如尧舜，同时藉群策群力，士亦许身皋、夔、稷、契而已矣。吴廷栋更是将皇帝的主观能动性夸大至极，晚清理学复兴背景下，士大夫们对自我修养极为看重，几乎把国家的兴衰全然寄托于皇帝一身。 经世派士大夫对皇帝的建议大同小异：只要皇帝钻研儒家圣人治国之道，效仿上古三代圣王治理国家，就能化解危机。然而，他们未曾意识到，鸦片战争之后的清王朝，正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远非儒家传统治国之法能够化解。士大夫们除了对皇帝提出严格要求，也开始关注士风的颓废，尝试通过改革教育制度、起用经世之才来振兴朝政。

龚自珍笔下，道咸年间连盗贼都是无能之辈，可见人才匮乏之严重。士大夫们普遍将晚清士风的颓废归因于学校教育的衰落。例如，吕贤基批评当时校官：况今日之校官，直为豢养衰庸之地，非头童齿豁之士，即末学浅见之儒，至捐例开而校官一途，更不堪问，安能为郡邑师表耶，人心之所以日趋污下者此也。学校教育已失去教书育人的功能，各类学校成了读书人攫取功名的跳板，所授学问对解决道咸统治危机毫无帮助。 正因如此，经世派士大夫把整顿学校、培养经世之才视作振兴朝政的重要途径。汤成烈认为，自上古三代起，学校事务始终高于其他政务，必须高度重视。士大夫们主张兴办各类学院，培养经世之才，同时也有人注意到科举制度对人才的压制，提出改革科举的设想。道咸年间能对科举制度提出批判，实属不易，这也为晚清科举制度改革埋下了先声。

士大夫们同样关心吏治问题。他们坚信，只要清廷用人得当，便可重现三代之治。王效成认为，若清朝官员皆能如明朝海瑞、康熙年间汤斌般廉洁奉公，吏治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倭仁更认为，只要皇帝选贤任能，三代之治并非遥不可及。 然而，经世派士大夫对于吏治问题的设想显然不够现实。在专制体制下，官员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缺乏约束，仅靠个人修养无法根除腐败，也无法实现天下大治。纵观清朝十二位皇帝，个人素质与执政能力虽多高于其他朝代，但依然无法阻止王朝衰落，因为衰落的根源在于君主专制制度本身的没落。 清王朝所面临的外患也与以往不同，经世派士大夫对道咸年间政治问题的思考，依然受制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实际上，清王朝的困境折射的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艰难局面，而这些问题仅靠明君贤臣是无法化解的，道咸年间的政治危机必须依靠近代化改革方能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