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核心力量，大多都源自汉人——无论是汉人士族，还是汉人门阀，几乎都是政权运作的基石。在南北朝时期，北方依然保留着不少汉人士族，他们的社会地位颇高。这一方面源于当时五胡中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汉化，另一方面，剩余未完全汉化的胡人也在主动靠拢汉族文化，使得北方局势逐渐演变为近似于汉人内部的争斗与权力斗争。

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之间的互相征伐异常激烈，由于本身人口基数不大，这种消耗让他们的人力资源捉襟见肘。如果不倚重汉臣士族、汉人作为士兵和管理阶层，他们的军力和人口都无法支撑持续的战事。同时，西汉、东汉以及三国时期对北方的文化影响延续了四百年，这让不少五胡族群早已在语言与生活习惯上接近汉人，甚至与汉人同居同村也成为常态。北方汉人人口基数庞大，愿意汉化的胡人选择留下，而不愿意融入的则大多西迁或远走他乡。到了南北朝后期，汉人人口与汉家权臣及氏族的力量重新稳固掌控天下，古代政权回归汉家天子，几乎只是时间问题。

匈奴，这个在传统意义上最具代表性的胡人群体，早在五胡十六国初期就已淡出历史舞台。匈奴建立的汉赵政权，是首批被灭的胡人政权之一。随后，胡人的政权血统不断迭代，羌族、羯族以及其他北方游牧民族逐渐融合，同时与部分未能南下的汉人进行文化和血缘交融。这个过程历时两百余年，时间之久足以让族群界限模糊不清。直到北周末期，即便是自认正统的南陈，也不再视北周为胡人政权，历史叙述中，族群身份已然高度交融。

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虽然在时间上有连续性，但其本质已经迥异。十六国时期，胡汉矛盾尖锐且激烈，而进入南北朝后，经过数百年的血腥冲突与文化融合，加之北魏历代皇帝的汉化努力，胡汉关系已经深度交织，界限难以分辨。同时，北朝在制度改革和治理上日益精进，而南朝则陷入内斗、权臣倾轧，逐渐腐朽，天命正统的转移最终指向北朝，也就顺理成章。

西魏本就势力偏弱，鲜卑军队数量少且多次战损殆尽，为维持统治，不得不改革府兵制，将汉人地主武装纳入军队，并吸纳汉人进入统治阶级。西魏到北周时期，鲜卑六镇集团仅剩少数，如武川镇；邙山之战后，六镇鲜卑损失惨重，西魏宇文泰被迫展开改革，与关陇地区汉人豪族结盟，建立起以地域联系为纽带的新型统治集团——关陇勋贵。此时的西魏—北周政权，其内部权力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换皇帝几乎只是早晚的事情。

三方之乱时期，支持杨坚的鲜卑力量并不少，例如宇文忻、贺娄子干、于义、达奚长儒以及破六韩裒等人。北魏的汉化成果显著，远胜后世金、清两代的民族融合策略。隋唐之后，这些鲜卑贵族后裔逐渐转型为世家大族（如于氏、元氏、贺氏、窦氏、尉迟氏、宇文氏、长孙氏等），长期在统治阶层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鲜卑这一民族标识逐渐消失，他们已不再以鲜卑自居。随着唐朝后期世家大族的衰落，这些曾经的鲜卑后裔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西魏与北周持续推动汉化政策，积极融入汉文化圈子，因此北周灭亡时，推举一位汉人代表接手政权，并未引起广泛反对。华夏文明历经千年，魅力深厚，凡不顺应华夏文化的政权，很难充分发挥其文化优势，极易走向衰亡。杨坚家族本身也与胡人势力存在利益交织（包括李渊等人），因此并非完全抛弃胡人利益。胡人的汉化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几代人取长补短、相互融合，最终，杨坚才得以完成全国统一的历史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