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统治者,情商可谓高明至极,他们能够精准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关外时,面临林丹汗和明两股势力的考验,当时林丹汗归顺明朝,而清军——仍称后金军——开始对林丹汗发动进攻。崇祯帝非但未出手援救林丹汗,反而因蒙古林丹汗的覆灭而暗暗高兴,却未意识到长城北部门户大开。如果崇祯当时支持林丹汗击退后金,林丹汗定会感恩戴德,与明朝一心抵御后金的入侵。明初时期,蒙古与明的矛盾属于主要矛盾,而明与金只是次要矛盾;随着时间推移,主要矛盾转换为明金之间的冲突,明蒙关系则成为次要矛盾。明朝完全有机会联合蒙古,共御后金,化敌为友。后金入关之前,明朝仍是主要敌人,而入关之后,大顺军和大西军成为主要威胁,清朝采取政治诱降南明官绅的策略,巧妙迷惑他们,当农民军被消灭后,矛盾自然转向南明。
当时南明各藩王为争夺皇位,派系林立,最终被清军逐一击破,直至实现统一。这充分体现了清初统治者的高情商与战略眼光,也为少数民族统治近三百年的历史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蒙元统治仅维持了不到百年。明朝前期,在对亲王的管理上相对宽松,采取典型的裂土封王政策,只要不造反,藩王便能享受优渥生活,无需觊觎皇权。而清朝则将皇子全部集中于京城,一方面便于监控,另一方面剥夺了他们掌握兵权的可能;京城资源有限,不竞争就难以享受奢华生活,因此九子夺嫡几乎不可避免,其规模和影响力不亚于明朝的藩王之乱。 清朝在雍正之后的亲王政策才算合理,而清前期仍处于后金奴隶贵族制向封建官僚制转变的阶段,皇位传承尚不稳固,这也造成了九龙夺嫡的严重局面。一些历史学者指出,雍正确实存在夺权行为:在康熙病重的最后日子里,皇宫已被雍正掌控,康熙的真正遗诏未能传出。如果不是满族皇子,根本不可能获得地方汉族的支持。从制度上讲,如果没有稳定的官僚集团支撑,皇位传承极易引发危机。纵观汉族王朝,直到宋代科举制发展完善,官僚集团成为王朝中坚力量,皇位继承才相对稳固;而在科举制度尚不发达的汉唐时期,皇位传承危机频发,也可见一斑。 朱棣造反成功,本是极低概率事件,本不应成功。在朱元璋的设计下,边塞藩王受诸多限制,正常情况下朱棣难以如愿。然而,再完善的制度也需有人来执行。遇上朱允炆及其几位大儒手下的一系列愚蠢操作,竟把所有正确选择错过,最终让朱棣得以成功。有评论称,如果不是战后这些大臣几乎殉节,单看战时的操作,简直像朱棣的卧底。 康熙与朱元璋在对待太子的问题上,策略截然不同。朱元璋极力保护太子,赋予极大权力,同时遏制其他皇子的发展;康熙则偏向太子,但暗中鼓励其他皇子抗衡,否则太子独享优势,九龙夺嫡亦无从发生。清朝皇权高度集中,皇帝说了算,而明朝大臣仍可左右太子的选择。清初皇帝是外来少数民族统治者,首要任务是维护江山稳固、八旗团结,确保皇室与军权紧密结合。分封满人是否能获得地方汉人认可,能否享受实质利益,都是未知数,一旦江山出现问题,很容易被汉人集团各个击破。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完美的制度。明朝因朱标早逝及朱元璋的疑心病,未能充分延续稳定;后续造反频繁,也因朱棣成功给人以示范,激发了可行性的错觉。明朝让皇子掌握地方兵权,既保障朱姓对军权与皇权的辐射,也确保总有几位能独当一面。清朝则在稳定性上占优,但皇子整体实力确实一代不如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