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王纲崩解，天下大乱，郡郡自立为帝，县县自号为王。军阀手握重兵，却肆意践踏纲常伦理，将昔日尊贵的天子视作可操控的提线木偶。奇妙的是，这些诸侯虽然各怀鬼胎，却在行动中不约而同地遵循汉家的传统故事。董卓横行无道，关东诸侯群起讨伐，他人效法东汉初年的窦融故事，推举袁绍为盟主，曹操则暂代兖州刺史，照葫芦画瓢。多年之后，曹操独揽大权，天子赐他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事迹一般，继而加九锡，进爵魏公，如王莽之故事。曹操称魏王，刘备也不甘落后，嗣武二祖，效仿刘秀自领大司马，仿刘邦称汉中王的行径，皆是故事在乱世中的延伸。

尽管汉朝中央权威已然衰落，但军阀们仍热衷以抄作业的方式为自身行为寻找合法性。日暮西山的汉室，仍以微弱余威在乱世中闪烁。

汉朝为何灭亡？明末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这一判断虽显片面，却凸显了汉末军阀强大的武力。自益州牧刘焉采纳废史立牧之策后，地方长官掌握军政大权，尾大难掉，难以制衡。然而，他们始终缺少名义二字——看似虚无，却是两汉四百年软实力的精髓体现。

即便是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的汝南袁氏，也难在大义面前获得半点便宜。东汉建安二年（197年），袁术称帝，引起天下公愤。他昔日部将孙策亦在信中谴责：董卓虽狂狡，至废主自兴，亦犹未也。短短数月，这位横跨江淮、鹰扬寿春的仲氏皇帝便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只得将帝号这个烫手山芋交给同父异母的长兄。此时袁绍雄踞河北，实力雄厚，主簿耿包见状，为其出谋献策，建议应天承号。袁绍欣然接受，却未料心腹诸僚竟纷纷反对，无奈之下，只得杀包自解，再不轻言僭号。

汉代中央机构与皇帝虽可凭武力被控制，四百余年的拥汉思潮却难以抹去。儒学大兴，纲常伦理深入民心：食君之禄，应忠君之事。大多数明经通仕士人心中仍尊奉汉室，愿为其坚守。史家孜孜不倦的宣汉情结，也助推了亲汉拥汉思潮。王充《论衡》中歌颂汉室功绩，指出孝宣、孝明符瑞，美于周之成、康、宣王，宣扬汉室大一统，强化刘姓皇帝的合法地位。《史记》《汉书》《汉纪》《东观汉记》等史籍亦多体现此精神，潜移默化地形成人心思汉。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更以汉为国号，以求北方高门世族支持。

人心向汉，即便军阀掌握重兵，也不得不顾及行为规范。汉代的规范并非抽象模糊，而是有可借鉴的模板，即所谓故事旧典前制。自汉代建立以来发生的事实，一旦被援引，即成为处理事务的重要依据。学者邢义田指出：故事与律令、经义是汉代政治处理事务三大依据。律令、经义虽成文，却不如故事灵活，故事既提供理政思路，也赋予行为合法性。

东汉初年，窦太后独断专行，外戚势力日盛。汉和帝刘肇暗中联合兄长刘庆，谋夺大权。永元四年（92年），刘和帝令刘庆借阅《汉书·外戚传》，欲仿文帝诛薄昭、武帝诛窦婴之事，最终发动政变，肃清窦氏党羽，政权归于帝。故事在此成为皇帝与官吏应遵规范，掌握故事成为政治资本，熟悉故事者备受皇帝赏识，如汉宣帝时的苏武、杜延年，以及孔光、侯霸、郭贺、樊准、黄琼等人，皆因明习故事而获得重用。

故事虽灵活，却易被权臣掌握，用于谋求私利。汉末军阀热衷抄作业，正是利用故事重新解读，在有限规范中实现政治诉求。董卓入洛，欲废少帝刘辩另立陈留王刘协，即援引伊尹、霍光故事成功行事。 董卓风评恶劣，却代表朝廷；而袁绍、曹操等则打着清君侧旗号，自立门庭。东郡太守桥瑁便宜从事，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袁绍因此成为关东联盟盟主，依窦融故事获得联盟内部认同。 窦融，西汉末东汉初河西军阀，得民心，被推为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治理有方。刘秀称帝后，窦融归附，备受赞誉。袁绍援引窦融故事，确认联盟内统治地位，同时为曹操担保，使其暂代兖州刺史。故事在此成为内部认同和权力合法化工具。 刘备在汉中击败曹操后，同样援引窦融故事，使群臣推举他为汉中王、大司马。大司马一职曾为刘秀称帝前所用，汉中亦为刘邦发迹之地。刘备通过故事获得权力升格的合法性，汉中王身份获得群臣认可。 刘备称王成功，使汉室不绝，季汉政权虽偏安一隅，却被视为汉王朝延续。刘渊建立汉赵政权，尊三祖自云绍修三祖之业。刘备称汉中王亦成为新故事，后世政权多援引。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前秦苻健称王，皆援引刘备故事；曹操、曹丕以尧舜故事完成禅让，旧故事未去，新故事继起，为权力更替注入新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