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瑞波

文物出版社供图

自2019年7月起，中罗联合考古队在罗马尼亚多布若瓦茨遗址的田野工作已经断断续续开展了4年。《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彩陶集萃》即是该田野发掘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也是中罗联合考古队共同完成的第一本出版物，共录各类精品文物近200件，它们主要来自罗马尼亚雅西市及其邻近县市的6家博物馆，基本涵盖了库库特尼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

彩陶和“彩陶文化”的研究，是长久以来备受考古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彩陶因涉及器物形态、器表图案、装饰色彩、出土情境等诸多方面，相关研究略显特殊。也正因如此，如何准确、系统地展示彩陶全貌，如何客观、理性地讨论彩陶文化，始终是学界面临的难题和挑战。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彩陶集萃》(后文简称《集萃》)正式出版。翻阅数遍，令人振奋。

《集萃》首次将库库特尼文化核心区摩尔达维亚高原出土、分布在5个县市6家博物馆的近200件彩陶集中展示，还将库库特尼文化的延续时间、分布空间、典型陶器、重要聚落、生业方式等进行了“浓缩式”介绍。

从推进学术研究方面来说，《集萃》的出版有3方面的贡献。

首先，深化了中欧史前彩陶对比研究。关于欧洲库库特尼文化和中国仰韶文化相似的彩陶对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新伟已进行过细致的梳理。根据《集萃》公布的各期典型彩陶，读者既可以从宏观整体、也可以从微观细节等不同角度全面审视库库特尼文化彩陶。其实，《集萃》收录的《库库特尼文化概述》一文的研究成果已经明确，库库特尼文化彩陶早期主要为螺旋纹，其次是折线纹、小椭圆形和三角纹，中期拟人元素出现，晚期增加了动植物图案，《集萃》展呈的三期彩陶与这一研究结论完全相符。

尽管目前关于库库特尼文化的年代和分期有多种方案，不同方案的差别还非常明显，但其总体年代和仰韶文化基本同时。以此认识为基础，可知二者彩陶的整体面貌绝非“大同小异”，而是“大异小同”，它们在彩陶器类、形态特征、主题图案、风格样式等诸方面，均有区别。其根本原因很有可能是中欧两地的彩陶有自身的演进脉络，所依托的考古学文化有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

其次，助力中国彩陶和彩陶文化研究。关于中国史前彩陶和彩陶文化的来源及演进问题，在中国考古学成长之初，就像一团迷雾，朦胧但很诱人。虽然还有诸多问题有待深入，但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探索，中国史前文化的框架谱系和彩陶演进脉络已基本厘清。

已有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清晰展示出，彩陶在中国的发生和演进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态势，如在辽河流域的红山—小河沿文化系统、黄河流域的仰韶—马家窑文化系统、长江流域的上山—跨湖桥文化系统等，彩陶均成体系出现，且特色各异。种种迹象表明，虽然自然环境不同、文化传统各异，但多地都能孕育出以本地特色彩陶为标志的考古学文化。

至于中国彩陶和国外彩陶之间的关系，当下的中国学者已经不再纠结和执着于究竟是“东风西渐”还是“西风东渐”。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材料，学者们已更加自信、开放与冷静，他们将更多的学术兴趣点聚焦在对彩陶遗存的系统梳理、特殊彩陶文化现象出现的动力寻找和成因阐释上。

最后，推动“一带一路”史前文化和早期文明的综合研究。

位于黑海地区的库库特尼文化和位于黄河中游的庙底沟文化在延续时间、彩陶特征、聚落形态等内涵上均有不少共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星灿在《集萃》序言中已有总结。但是不同之处也相当明显：自然植被景观方面，库库特尼文化植被景观以森林草原和森林为主，庙底沟文化部分核心区域则以疏林草原和草原为主。聚落性质方面，二者都能见到环壕聚落，但库库特尼文化一些聚落带有防御工事的特征显著，而庙底沟文化的环壕聚落中尚不明确哪些究竟属于防御功能。此外，库库特尼文化还有季节性聚落，庙底沟文化还没有发现此类聚落；生业经济方面，库库特尼文化以小麦和大麦等为主，庙底沟文化则以粟、黍为主；手工业技术方面，库库特尼文化已经出现了较为发达的红铜冶炼和加工铸造技术，庙底沟文化发现的红铜遗物屈指可数。

总而言之，《集萃》呈现的海量信息和提供的重要线索，将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史前文化和早期文明的综合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集萃》的出版，对考古科研机构开展中外联合考古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罗马尼亚多布若瓦茨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虽然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外联合考古工作中的一个点，但既有针对该遗址长期规划的多年度考古发掘，又有针对发掘遗址和相关课题的学术研究。很显然，《集萃》的出版只是开启多布若瓦茨遗址及相关学术问题研究的前奏。不出意外，多布若瓦茨遗址的发掘和《集萃》的出版，会为中外联合考古工作带来一些新思考。

(作者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