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专制的皇权体制下,文人的主流舆论似乎总是擅长对那些已经跌入泥潭的人痛下狠手。回望二十世纪初的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精英们纷纷流亡海外。辛亥革命的那一年(宣统三年),上海的主流舆论依旧如往常一样,毫不留情地攻击立宪派和革命派。仿佛他们永远都不乏权威的立场,尽管这个主流早已不再具有其过去的合法性。
当时,梁启超写信给上海某报纸的主笔:吾尚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吾知公等闻吾此言,必嗤之以鼻,然人苦不自知,吾亦无如吾何也。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者,终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 梁启超的言辞,犹如一记有力的警钟,他所说的四万万人者,并不仅仅是流行词汇里的国家、民族或民权。这句话的深刻内涵,远超当时政权中那些朕即国家的旧式思维方式,以及民权一词的空泛表述。这也是为何中国人民至今不会忘记梁启超的原因之一。 接着,梁启超又说道:吾数年来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夫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饿,而作此壮语,宁不可笑?虽然,举国笑我,我也不为动也。 作为一位流亡者,梁启超的这番话真可谓壮志凌云。他对中国未来局势的自信,展现了他与生俱来的抱负和勇气。假如一个无法触及中国脉搏的人,怎会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梁启超的自信,不仅仅来自个人才干的过人,更源自他对时代的深刻理解。他在言辞间展现出的坚定,是在当时的中国大势中少有人能体会到的。梁启超最终确实实现了自己国务大臣的诺言,先后担任了民国袁总统熊希龄内阁的司法部长和段祺瑞内阁的财政部长。然而,他很快便离开了那个充斥着军阀气息的内阁政府。年老时,他不禁感叹:与不该合作的人合作了,这种后悔之情,也暴露出他对自己当时政治选择的深刻反思。 对梁启超的政治结局,历来褒贬不一。反对他的人说,梁启超只是书生,凭一手笔杆子做不了政治家,最终注定失败;而支持他的人则认为,梁启超的政治才能未能发挥,他未能实现理想,才最终如诺言般远离政坛。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能成立。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确是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然而,从理想主义的视角来看,他的政见无法在当时的环境中实现,恰恰说明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而这并非个人才能的问题。 历史上,皇朝体制的现实主义统治显然是无法容忍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政治抱负的。宋史中的岳飞一案便是最典型的例证。岳飞为还我河山而死,背后映射的正是南宋皇权的现实与岳飞理想之间的深刻矛盾。传统的皇朝政治只容得下圣人来主政,而圣政合一才是千年不变的传统。其他所有的政治人物,不过是扮演着庸者的角色罢了。维新变法中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称为离经野狐,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即便时至百年后的现代,所谓的政见依然是一个与背阳相关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