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迁的职业道德出发，他在《史记》中对霍去病的评价显然是极高的。只是他个人对霍去病和卫青这类卑微出身的崛起，心中难免有些不满而已。然而，即便司马迁心中不悦，他依然坚持了自己的工作原则，没有颠倒黑白，真实记录了历史的真相与是非。

事实上，不仅仅是司马迁，汉武帝时期的大多数权贵，对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人的出身都颇为鄙夷，甚至对这对舅甥，也未必能看得上眼。连皇后卫子夫，身为卫家的核心人物，也未必能完全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这主要源于卫家的出身实在低微。西汉中前期，由于社会人才选拔制度尚不完善，整个朝堂的高级官员几乎呈现出阶级固化的局面：贵族之子仍是贵族，大官之子仍是大官。汉高祖刘邦所封的一百四十五个侯爵，他们的子孙几乎成为汉武帝朝的主要统治群体。

而汉武帝则显得与众不同。他很快察觉到朝堂阶级过于固化，官僚之间结成利益集团，相互掣肘，甚至在周旋中削弱皇权。加之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皇权本就偏弱，登基之初，汉武帝的手中实权寥寥。为了夺回朝堂主动权，他必须找到一支新的力量来打破旧有集团的盘踞。那么，他该从哪里寻找新的集团呢？

在一次祭祀归来的路上，汉武帝拜访姐姐平阳公主，巧合地在平阳府中找到了答案——卫子夫。或许是平阳公主察觉到弟弟的苦恼，也可能汉武帝早有托付，平阳府立即向他推荐了一位姿色上乘的歌女。汉武帝一眼相中，宠幸于她，这位女子正是日后的卫皇后。

此时尚无卫家之说，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过于卑微。卫子夫的母亲卫媪，在平阳府做杂活，年轻时曾嫁给卫子夫的生父卫姓男子。后来，她又与名为郑季的小贵族私通，生下了卫青。卫媪坎坷的人生注定了卫家无法在朝堂上立足。卫青和卫子夫同母异父，卫子夫在平阳府为歌女，卫青为马奴，而卫媪本人也在府中为老仆。这一家人的微末地位，仅靠微薄关系维持生计。

汉武帝看中卫子夫的，绝不仅是姿色。事实上，他需要的，是一个没有背景、绝对依赖皇权的新兴利益集团。这类家庭一旦被皇帝亲自提拔，自然会心怀感激、死心塌地，不会因利益而背叛。于是，汉武帝带走了卫子夫，并在一系列巧合中使她怀孕，这不仅让汉武帝摆脱了朝中闲言碎语，更成为他提拔卫家人的契机，其中对卫青的提拔最为显著。

公元前139年，卫子夫被带入宫中；次年，卫青也被汉武帝一纸诏令召入宫中，成为侍中——可视作皇帝的贴身秘书。要知道，卫青此前只是卑微马奴，且身份为私生子，这样的晋升自然令朝中贵族咂舌。汉武帝随即让卫家显贵：卫子夫的大姐卫君孺嫁给公孙贺（汉景帝朝大臣之子），二姐卫少儿嫁给陈掌（陈平之孙），而卫青则直接学习兵法、领兵征战。

汉武帝的意图显而易见：打破旧贵族势力、巩固皇权。贵族们自然不满，原因一在于卫家出身卑微，二在于他们崛起必然瓜分既有利益。可谁也没料到，卫青首次带兵便攻下匈奴重镇龙城，凯旋而归。这位曾被轻视的泥腿子，竟成为自汉高祖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天才。公元前130年，卫青的龙城之战彻底为卫家平了多年的怨气。

卫青的成功让汉武帝看到了希望，他不仅打破了旧贵族的势力，还看到了对匈奴制胜的曙光。于是，霍去病被带在身边抚养，目的正是再造一个卫青。这标志着卫青、霍去病崛起的开端。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们的评价颇为精准：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在司马迁眼中，他们虽因外戚得宠，却也确实凭才干自立。司马迁将他们列入《佞幸列传》，暗示他们凭幸而升，与那些拍马溜须的佞臣类似。他对卫霍的轻视，铁板钉钉，但同时，他也承认二人能力出众，踏实努力，实现了人生飞跃。 从司马迁的角度来看，他对卫霍的偏见有其根源。《史记》作为史书，遵循写真事，不造假的原则。卫青、霍去病的确因汉武帝提拔而得以出头，但他们的战功和奇迹无疑是实实在在的。然而，司马迁的情绪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来，他的记录同时反映了旧贵族对卫家崛起的失落与不满。 李广的命运则成为对比。李广为西汉名将，一生征战沙场，屡立战功，却屡遭冷遇。汉文帝曾称他生错了时代，本应封侯，但时运不济。汉景帝时期，他因权谋波折功劳作废，直至老去，卫青、霍去病等新贵取代了他的地位。李广心知不再有机会，于是自尽，一代飞将军落幕，世家们无言以对。 李广之子李敢因父亲之死迁怒于卫青，竟动手殴打卫青。卫青忍让不言，霍去病得知后，年少气盛，在狩猎中以箭杀李敢，为舅舅出气，也为卫家争口气。这既展现了霍去病的豪气，也反映出旧贵族对新贵的不满。司马迁知晓此事，自然对卫家带有情绪色彩，在《史记》中用卒记录霍去病去世，而非应有的薨，这便成为后世争议的焦点。 总而言之，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的记录带有不满情绪，而对李广则充满同情。他忠实呈现了历史事实，但通过情绪渲染，让李广显得悲惨，让卫霍显得令人不满。这也提醒后人：若对历史缺乏独立判断，很容易被司马迁的情绪牵着走。毕竟，他并未扭曲事实，只是巧妙地将个人情感融入叙述，让人读来既有感触，又需理性辨析。太史公司马迁，玩弄人心，确实颇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