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象征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在这场由英法联军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清政府虽然曾尝试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抗，但随着战局的连连失利，慈禧太后很快便放弃了抵抗，随同咸丰皇帝仓皇逃离北京。那座曾经金碧辉煌、威仪森严的紫禁城，最终只能无奈地被拱手交给了英法联军。

虽然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几乎未能组织几场有效的战斗，但在为数不多的抵抗行动中，仍有令人扼腕叹息的瞬间。其中最值得铭记的，当属八里桥之战。这场战斗的发生地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桥梁，人们之所以称之为八里桥，只是因为它距通州城约八里地。于是，这场战斗便沿用地名，冠以八里桥之战之名。

此前，大沽口之战的惨败让清军士气大受打击，也让八里桥这一地理节点的战略意义愈加突出。它不仅位于北京与天津之间，更是保卫北京城的关键所在。因此，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对这场战斗极为重视，他调动了满八旗和蒙八旗，共三万人，加上若干汉族步兵，总计五万人，分别布防在八里桥的东、南、西三方向。而北方，则是他们誓死守护的北京城。

1860年9月18日，英法联军在经历短暂的修整后，从天津城出发，沿河西而行，经张家湾时，发现了驻守的清军八旗部队。联军随即展开猛烈炮击，清军虽顽强抵抗，并尝试骑兵冲锋，但时代已非两百年前。面对现代化火器的铺天枪火，八旗骑兵纵使拼死冲锋，也无法突破联军阵线，更无力发动有效攻击。

眼见冲锋无果，僧格林沁果断放弃了张家湾与通州的守卫，全军退守八里桥，重新整顿阵型。英法联军占领通州和张家湾后，略作休整，再次北上，于八里桥遭遇早已严阵以待的八旗军。9月21日凌晨五点半，联军向八旗部队发起进攻。

在雅曼与科利诺的指挥下，三个法军炮兵连率先发动冲锋，随后英军及印度兵紧随其后，总计八千联军投入进攻。初期交锋中，由于低估了清军战斗力，联军一度被八旗骑兵冲破防线。然而，到早晨七点，英法联军调整战术，从东、西、南三面同时发起进攻。科利诺率领的法军第二旅主攻南路，而僧格林沁误判敌军重心，将大部队集中于西路，南路仅由胜保部镇守。

战斗瞬间打响，清军虽具部分火器，但数量稀少，八旗军大多只能凭借刀枪发起生死冲锋。血肉之躯一次次撞向敌阵，虽一度杀伤不少西路敌军，却难以扭转战局。南路的胜保部队则遭遇毁灭性打击，炮火下损失惨重。僧格林沁这才识破敌人真实意图，急令骑兵从西路突击南路敌阵，企图与胜保部形成夹击之势。

可惜，胜保部队未能等到援兵支援，兵败退至定福庄。僧格林沁随即与西路英军展开激战。上午九点，联军分兵作战，一路正面交锋，另一路从于家围后方包抄。面临腹背受敌，僧格林沁仍未下令撤退，而是挥舞黄旗，率部冲锋在前，这在清末八旗军中实属罕见，也让人重新看到昔日八旗血性的余光。

然而，再英勇的血性也难以抵挡悬殊的武器差距。从凌晨五点半到中午十二点，经过七个小时的激战，以满八旗和蒙八旗为主的清军全线崩溃。八旗骑兵用血肉之躯面对现代火炮发动自杀式冲锋，却未能挽回败局。最终，1860年9月21日，八里桥之战以清军惨败告终，五万清军中约三千人战死，而英法联军仅五人阵亡，差距之大令人震撼。

虽然八里桥之战只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部分，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意义。清政府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一直压制汉族官员，尤其是在军事领域，几乎所有统帅职位都由满族把持。然而，这场战败标志着满族最后名将僧格林沁的落幕。自此，清政府开始大规模启用汉族官员，以左宗棠、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将领和军队，成为风雨飘摇之际拯救国家的中坚力量。自八里桥之后，汉族再次成为编织与捍卫救国梦想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