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动荡和复杂的时代。在长江以北，先后出现了二十多个大小不一的政权，我们统称为十六国。在这些政权中，除了早期的后赵、中期的前秦以及后期的北魏之外，其余多数势力领土狭小、军力有限。而在当时的面积、人口和军事力量上，东晋长期占据绝对优势。东晋虽先后发动过四次大规模北伐战争，但为何始终无法实现南北统一呢？ 自西晋以来，北方接连爆发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经济遭受重创，民族与阶级矛盾尖锐。而南方相对安定，因此大量北方百姓选择南迁。根据谭其骧等人的研究，当时南迁的人口约有九十万户。西晋皇室及世家大族亦随之南下，在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作衣冠南渡。

人口的大量南迁，为江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根据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记载，东晋初期人口约一千万，与北方基本持平；至东晋后期，人口已达一千七百万，远超北方。人口南移不仅加速了南方经济发展，也支撑了东晋财阜国丰的局面，使其具备统一北方的物质基础。 然而，东晋内部远非和谐。名义上是统一王朝，实则四分五裂。以汉代行政区划为参照，南方分为扬州、益州、荆州和交州四大地区，其中交州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对人力和财力贡献有限。益州早期曾被成汉占据，桓温时期才被收复，中期又为前秦控制，后期则由谯纵割据。因此，真正能为东晋提供稳定支撑的，主要是荆州和扬州。

荆州与扬州之间的矛盾尤为尖锐。扬州是东晋京畿所在，立国之本，北有长江天险，是抵御北方民族南下的天然屏障。北方势力如要南侵，必先攻占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因此荆州成为东晋防御的重心，军事力量雄厚，兵甲充足，几乎与朝廷掌控一半。东晋历史上，荆州的镇守将领多有心怀不臣之意：王敦发动王敦之乱，随后陶侃、庾亮、庾翼、桓温、桓豁、桓冲、殷仲堪、桓玄等接连掌控上游兵权。桓玄于403年攻破建康，自称帝号，改国号为楚，东晋实质上已名存实亡。从王敦之乱到桓玄称帝，东晋始终陷入荆扬之争，使得国家难以集中力量进行北伐。 荆州和扬州的军阀，为争夺帝位，往往通过北伐来提升个人声望，这也注定了东晋北伐多局限于黄河以南，难以深入河北。桓温北伐收复洛阳、攻入关中，却不愿挺进长安，原因在于不愿陷入北方持久战而消耗自身军事资源。

东晋内部的另一大矛盾在于司马家族与士族，以及南北士族之间的冲突。晋室南渡后，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的利益冲突愈发明显。初期，北方士族思念故土，渴望收复北方；而南方士族则认为北伐消耗江南财富，获益有限，因此不支持北伐。司马睿只能保持稳定，既不反对祖逖提出的北伐，也不积极支持。 随着北方士族在江南获得土地，建立富庶庄园，他们北伐的意愿逐渐减弱。而北方士族定居南方，自然削弱了南方士族的权力。南渡初期，南方士族周玘曾发动叛乱，随后周勰、徐馥、孙弼、周续等也起兵反抗。叛乱平定后，北方王氏几乎灭掉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两大强族，暂时缓和了南北士族矛盾。

晋室必须限制任何单一士族的过强势力，王权与士族之间斗争激烈。例如，桓温去世后，谢氏集团迅速崛起，掌握朝政大权，组建北府兵击败前秦大军，取得淝水之战胜利。随后，谢氏集团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北伐，一度收复河南、山东。然而，司马氏为限制谢氏，命宗室司马恬接掌北府兵，北伐大军被迫撤回，第三次北伐成果迅速消失。 东晋的另一大矛盾是士族与平民之间的阶级冲突。两晋时期，大量平民成为依附民，如佃客、部曲、宾客、奴婢等，几乎失去人身自由，世家大族甚至随意杀害。在晋朝，约有一半人口沦为依附民。东晋建立后，这一矛盾愈加尖锐。末期，司马元在浙江一带征兵，引发东晋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孙恩、卢循起义。起义历时11年，转战东南大片地区，对东晋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也标志着士族走向衰落的开端。

卢循起义还直接影响刘裕北伐。409年，刘裕带兵北伐，次年攻破广固城，生擒南燕国王慕容超，南燕灭亡。然而刘裕未能进一步进军河北。正当刘裕灭南燕之时，孙恩残余势力在卢循、徐道覆带领下，于交州起义，分两路北上，占领江西、湖南大片地区，直逼建康。刘裕不得不迅速回师南方。411年，他才彻底消灭起义军，暂时稳定南方局势。在阶级矛盾尖锐的背景下，东晋根本不可能派遣主力远征北方。 纵观东晋近百年历史，表面似乎和平宁静，实则各类矛盾交织，版图被势力分割，毫无凝聚力。从司马睿南渡起，南方先后爆发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周氏起兵、桓温专权、桓玄代晋、刘裕灭桓、刘氏内战、孙恩卢循起义等战乱。北方战乱频繁，东晋内部亦如此。这般分裂与动荡的王朝，又如何可能实现统一天下的梦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