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历来都是后人热衷的课题。然而，真正有价值的评价，必须置于历史的背景和当时社会的价值尺度之中。如果只看到历史人物的功绩，或只看到其过错而忽略其贡献，就会导致片面的认识。历史人物若被割裂成单一的符号，其真实面貌便无从显现，后人也难以从史实中汲取判断功过的智慧。

晚清时期，爱新觉罗·善耆的做法尤为引人注目：他将自己38个子女送往海外，临终前更严令子女不得回国，不得再以中国公民身份生活。为何他会做出如此决定？又该如何评价这位身处动荡末世的亲王？

作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善耆自幼生于权贵之家，其祖父与父亲皆为朝廷重臣，从小便接受文武双修的熏陶。进入朝廷后，他并未循规蹈矩，而是怀揣改革之志，致力于让清朝焕发新的生机。光绪二十八年，他担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敏锐地洞察到王府井潜在的商业价值，并多次上书朝廷，建议重视这一地段的发展。

《辛丑条约》签订后，王府井南侧的东交民巷成为使馆区，善耆预见自己的判断无误。不久，他在王府井东路建设“东安市场”，吸引了众多商铺入驻，开启了这一地区的商业繁荣。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废除了妇女不得入戏院的陈规，让女性得以与男性同场观赏戏剧，这在封建守旧的晚清是一次大胆突破。直至今日，北京王府井大街仍是繁华商业地标。

除了对商业的敏锐洞察，善耆在工巡总局之外还设立了中东西三处新式警察机构，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户口调查、卫生监督与市政管理改革。他的目标是通过多维度改革，使清朝恢复繁荣与秩序。善耆甚至亲自撰文明令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其理念与现代国家提倡的环保与安全措施不谋而合。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触碰既得利益的创新者都难免遭遇阻力。正如王安石提出青苗法、方田均输法等改革，虽促进了财政与军事发展，却因触及官僚利益而被罢黜，最终郁郁而终。善耆的改革同样触及守旧派利益，多次遭到罢免和攻击，其作为虽有功绩，却也引发争议。

善耆的贡献在于改革，但在维护清廷的立场上，他却令后世难以完全认同。晚清社会动荡不安，革命党势力兴起，推翻腐朽王朝的呼声日益高涨。善耆心怀对清朝的深厚眷恋，誓死抵抗革命，但他亦清楚王朝弊端累累，民众的反抗情理之中。然而，身为王族的他，对清朝的执念深入骨髓，改革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延续这片腐朽的王朝。

清朝覆灭后，善耆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他曾多次尝试复辟。在此过程中，他结识了日本人川岛浪速，并视其为知己。川岛常表示愿意支持善耆复辟清王朝，在善耆遭遇阻力时给予鼓励。逐渐地，善耆对川岛完全信任。然而，历史的轨迹并不由善耆个人意志决定。清王朝根基已腐，外有列强压力，内有民众反抗，即便善耆寄希望于川岛与日本，也难挽败局。

在误信川岛的怂恿下，善耆倒向日本，将家人带至旅顺，以日本势力为后盾，继续抱持复辟之梦。他甚至在日本天皇去世时披麻戴孝，女儿十四格格还被过继给川岛，以期巩固关系。但复辟始终未能实现，历史给出的答案是清王朝的灭亡不可逆转。

最终，善耆将自己的38个子女送往海外，三子赴英国，其余送至日本，并临终前严令子女不得踏入祖国土地，不得再以中国身份生活。他一生忠于清朝，直至死亡仍不改初心，因此谥号“忠”。从善耆的角度，他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对王朝的至诚。但从民族大义与历史全局来看，他的执念既束缚了个人，也造成了家族乃至国家的悲剧。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清廷的落后与腐败是主要根源。善耆未能清醒看到王朝弊害，其一生的执念最终不仅毁了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国家与人民的苦难。这便是善耆的历史真实：他既是改革者，也是悲情王朝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