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是刘备一生中充满矛盾与波折的一年。这一年，他终于在汉中之战中战胜曹操，占领了汉中，并自立为汉中王，实现了多年的心愿。然而，命运并未因此善待他：关羽出兵荆州讨伐襄樊，虽然成功施行水淹七军，但随后东吴趁机袭取荆州，关羽在突围过程中被东吴擒杀，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刘备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东吴撕毁盟约、夺取荆州并杀害关羽，不仅让刘备失去了《隆中对》中北伐宛洛的军事基础，也让他陷入了战略两难的境地。随后，随着曹操去世，曹丕篡位建立魏朝，刘备为了恢复汉室江山，也称帝建立蜀汉政权。此时，他面临的选择是：进攻曹魏还是东吴？

从战略上看，刘备唯一理智的选择是联合东吴攻打曹魏。然而，当时东吴已经对曹魏称臣，短期内联合几乎不可能。如果单独进攻魏国，蜀汉兵力本就不及曹魏，还要面对东吴的牵制，这无疑捉襟见肘。而进攻魏国还可能让曹魏放松对东吴的压力，使曹魏与东吴关系更加紧密，这显然是刘备不愿看到的局面。

那么攻打东吴呢？从战略角度看，这并非最优选择，但从战术上却有诸多优势。首先，东吴的主帅吕蒙已死，剩余将领大多为刘备熟知，实力无法与之抗衡。其次，蜀军兵力虽少，但东线有群山与长江天然屏障，曹魏难以施加压力。再者，蜀军拥有水军和精于山地作战的步兵，这在山区作战中占据天然优势。更重要的是，荆州上游地理位置优越，蜀军可以利用地势形成优势。最后，刘备与荆州百姓有深厚感情，出兵荆州可获得民心响应。

在这些战术考量下，刘备选择了讨伐东吴。尽管部下中有不少人提出异议，但他们的担忧主要是从战略高度出发，而非考虑战术优势。例如，黄权劝阻时仍表示愿意担当先锋，诸葛亮也曾提到若法正健在，刘备或许不会遭此败绩。可以说，刘备对讨伐东吴的信心，正是建立在这些战术优势之上。

然而，夷陵之战的结果却是惨烈的失败。这一战几乎耗尽了蜀汉的全部兵力，使政权陷入风雨飘摇。刘备最终在白帝城病逝，将年幼的儿子托孤于诸葛亮，后者全力稳住政局，但由于这次战役损失过大，诸葛亮毕生努力恢复汉室也未能成功。

从战略角度看，刘备发动夷陵之战时的最佳做法，是以联合东吴攻曹魏为首要目标。曹魏与东吴的联盟虽暂时存在，但只是权宜之计，孙权主要是出于自身生存考虑才称臣。东吴内部对此并不认同，曹魏使者到访时，臣子们甚至拔剑威胁、痛哭相向。这显示曹魏与东吴的关系并不稳固，只要蜀汉施加适度压力，东吴便可能与曹魏决裂。

刘备有两条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一是和平手段，派使者与孙权和解，承认荆州归属东吴，从而重建联盟。但关羽被杀的事实，使得这一方式在部下眼中难以接受，尤其是老部下们强烈反对。二是以武力逼迫东吴，就以战促和。在这种情况下，夷陵之战的作战方式应围绕削弱东吴内部的合作与对曹魏的依赖，尽量减少双方损失，而非全力歼灭东吴主力。

如果从战略出发，刘备应在战役初期采取军有所不攻的策略，不必急于击破东吴前线部队，而是用部分军队进行包围和牵制。东吴为救援西线军队，被迫不断派兵，蜀军则始终保持主动。随着时间推移，东吴处境愈发艰难，而曹魏的外交施压亦在加剧，迫使孙权最终重新考虑与刘备和解。 但刘备并未采取这一战略，他发动夷陵之战的初衷，是击败东吴、夺回荆州为关羽复仇。在错误战略指引下，他采取了错误战术，率军深入敌境，连续击败吴军，却自陷险境。蜀军分布于数百里山区，多座营寨相连，最终在陆逊的火攻下全军溃败。

陆逊曾担心刘备会水陆并进，但蜀军缺少水军名将，如此行动几乎是赌博。纵使最终水陆并进逼迫陆逊决战，也难以弥补战略上的失败。即便刘备局部胜利，战略态势依然不利，夺回荆州后仍面临北有曹魏、东有东吴的双重威胁，最终不得不撤回蜀中。 刘备称帝后，面临曹丕篡汉和东吴破坏联盟的双重困境，实力有限，他只能选择处理其中一件。经过权衡，他发动夷陵之战，但结果惨败。这源于战略与战术的双重失误。正确策略本应是联合东吴抗曹，以战促和，破坏曹魏与东吴的联盟，而非单纯击破东吴。采取牵制与拖延战术，将东吴拖入持久战中，最终迫使东吴向蜀汉求和，才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明智之策。 然而，刘备选择了击破东吴的错误路线，最终被陆逊拖入持久战中惨败。若能利用东吴内部的不信任与指挥混乱，采取水陆并进、直插要害的战术，他或许仍有机会赢得夷陵之战。但由于战略错误，即使局部胜利，也无法改变北有曹魏、东有东吴的夹击困局，最终只能退回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