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18日,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毛主席在中南海他那间宽大简朴的办公室里,挥动着遒劲有力的大笔,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一项新的任命: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杨勇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接到新的任命的。他当时担任着这个学校的校长职务。当邻国土地上燃起的战火映红鸭绿江的时候,他曾多次请缨要求参加志愿军。尽管周恩来总理也曾说过,要把“三杨”拿出去,让“三杨开台(泰)”。但由于种种原因,杨得志、杨成武已先期赴朝,而杨勇还没有这个机会。如今,杨勇终于如愿以偿。是惊喜?还是焦虑?这心中的感慨真难说清。作为一名军人,他深知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肩负的使命;作为一名将领,他比一般人更清楚朝鲜的形势。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直接指挥下开赴朝鲜并与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一道英勇顽强地抗击着侵略者。仅仅经过5次战役,就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和图门江边一步一步地赶回了三八线以南。自此以后,战争格局大变,中朝部队转入了阵地战,在横贯朝鲜250公里的战线上构筑了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不仅把战线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而且进行了多次胜利反击,使敌人遭到了更为惨重的损失,迫使他们来与我方谈判。但是,敌人是不甘心于失败的。从1951年7月开始,朝鲜战争就形成了边打边谈,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十分复杂的斗争局面。骄纵一时的敌人突然无理中断谈判后,情况就变得更加微妙。
杨勇正是受命于这种微妙的形势之际。
1953年5月5日,杨勇和刚被任命为二十兵团政治委员的王平如约晋见彭德怀。
北京的5月,春光明媚,万紫千红。中南海的风光秀丽多彩,分外迷人。杨勇、工平此刻无心观赏这里的旖旎景色,急匆匆地直奔彭德怀的住处。
杨勇和王平是在1931年初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活捉了蒋军前线指择张辉瓒时就相识的老战友了。后来,杨勇在彭总指挥的红三军团第十团担任政治委员,而王平则在第十一团担任政治委员。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特别是在跨越万水千山的征途上,他们脉息相通,心心相印,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都十分熟悉和敬重彭总,彭德怀对他们也深为信任。红军长征北上途中,党中央和彭总觉察到张国焘有个人野心,十分担心毛主席的安危。部队行至巴西时,彭总派王平所在的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的住处附近,以防万一。毛主席巧妙地摆脱张国焘设下的圈套改随红三军团北进时,彭总又安排杨勇率十团负责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们同担风险,共闯难关,交替掩护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同志走出松潘草地,翻山越岭,直到胜利到达陕北。此时,彭德怀正在客厅等候他俩。
“彭总,你好!”高大魁梧的杨勇和精干机敏的王平一前一后走进门来。
“来了。请坐,坐。”彭德怀站起来,热情地和他俩一一握手。
刚刚坐下,彭德怀就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朝鲜呀?”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彭德怀生性耿直,说话办事从不拐弯抹角。他那轮廓分明的脸上,显示出期待的神情。
杨勇说:“我们想尽快去。您的意见呢?”
“好啊,快点去。”彭总说,“朝鲜问题还挺复杂。这个美国佬,还没揍老实他。谈不好好谈,打又不敢打,尽在那里耍花招。还有那个不识好歹的李承晚,穷叫喊‘北进’呀‘统一’呀,还想‘单独干’,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你们去了以后,要认真准备一下,我们还要教训教训他。”彭德怀接着说:“叫你们俩去朝鲜,这是主席亲自批准的。主席的意思是选几名老将到那里去,加强一下抗美援朝的斗争。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朝中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想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加强。主席说过,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他们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们打多少年,一直打到他们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请彭总放心,也请转告毛主席: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直到取得光荣的胜利。”王平表示了决心,杨勇也接声响应。
彭德怀在介绍了朝鲜战争的基本情况后说:“到了朝鲜,一定要尊重朝鲜同志,特别要尊重金日成同志,拥护朝鲜劳动党。要记住主席的指示,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彭德怀还叮嘱:“你们在朝鲜,千万要注意安全,要找一个好司机。朝鲜的道路不好,尤其是你们二十兵团那个地方,多是山路。有个好司机就相对安全一些了。”
“彭总还有什么指示?没有的话,我们就告辞了。”杨勇说罢和王平起身欲走。“别走了,都别走。”彭德怀说,“多年不见了,难得一聚。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在我这儿随便吃点午饭,也算是为你们送行吧!”
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1953年5月11日,杨勇辞别了祖国和亲人,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途。列车从丹东开出不久便驶上鸭绿江大桥。作为中朝两国界河的鸭绿江,发源于两国边境的白头山南坡,最后在中国辽宁的丹东注入汹涌澎湃的黄海。她以821公里长的干躯,流淌在两国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把两个唇齿相依的兄弟国家和具有悠久战斗情谊的人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横跨江面的鸭绿江大桥,像从两国土地上伸出的一双巨臂,在江中相拥。东边是朝鲜,西边是中国。奔腾清澈的江水,犹如中朝两国人民纯真的友情,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把他们分开的。鸭绿江大桥只有1100多米长,列车很快驶入了朝鲜。
列车缓缓而行。透过车窗,杨勇久久凝视着这块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然后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地图与实地进行对照:位于亚洲大陆东部,三面环海的朝鲜,是一个狭长半岛,其领土由朝鲜半岛和33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总面积约为22万平方公里。她自然风景秀丽,物产矿藏丰富。境内80%为山。北部和东部地势较高,向西和向南渐次降低,与我国接境的西部地区多为平原。杨勇对此心中略熟,但他还是禁不住把这张不知看犷多少遍的地图看了又看。5月16日,杨勇和王平到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桧仓。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以及政治部李志民主任等同志,都热诚地欢迎他们的到来。
杨勇在欢迎的人群中见到了杨得志,老远就兴奋地喊道:“老杨哥。”他们早在1936年就相识,抗日战争中一起参加平型关大战,开辟和坚持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他们又并肩战斗,有着兄弟般的情谊。杨勇比杨得志小两岁,几十年来,杨勇习惯喊他“老杨哥”。解放后由于工作需要,他们一南一北的分开了,一别就是四五年。想不到,老战友竟在异国他乡重遇。老友相逢,格外亲热,杨得志连忙把杨勇让进了他的住所,俩人不停地高兴而热烈地说着,仿佛有说不尽的话题,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朝鲜的局势。
朝鲜战局仍处于紧要关头。敌我双方经过两年多的激战,在三八线一带形成了对峙。我军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敌人消耗越来越大,其内部矛盾也越来越深,加之世界舆论的压力,处境日趋被动。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在竞选中许诺“要亲自到朝鲜去赢得这场战争”。艾森豪威尔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过诺曼底登陆,因此试图在朝鲜也用这种行动赢得光荣。可是,我军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使其“赢得”的美梦成为一枕黄粱。正像美国《陆军时报》所评论的:“两栖登陆的攻击在地图上看起来可能显得容易,但是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代价也不轻”,因为朝中方面“准备对付任何可能的两栖作战行动的时间已经一年有半,是太充分了。”但美军不想就此止步,又妄图使用核武器。由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动用核武器持怀疑态度,因为同北朝鲜结盟的中国军队处于掘地深藏的状态”,美军这才放弃使用核武器的计划。这是朝鲜战争停战20年之后,1984年6月7日,由合众国际社披露的。
就连“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自己也承认,“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不会发生效力”。美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提出恢复因战俘间题而中断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但是,敌人营垒内部的一些好战分子,公开反对停战,极力鼓吹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李承晚集团更是极力反对停战,叫嚷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并说,“在必要时单独作战。”为配合板门店停战谈判,促进停战的实现,我志愿军决定对敌发起夏季反击战役。杨勇正是在这关键时刻到二十兵团走马上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