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澄清的是,李亨当时并非为了篡夺唐玄宗的皇位而行动,他的一切举动,都是顺应天命、应民望而行。实际上,在这之前,唐玄宗早有意将皇位让给李亨,但李亨坚决婉拒,不愿接手,这份坚守彰显了他的忠诚与慎重。 事情的起因,要从安史之乱说起。唐玄宗对杨贵妃的过度宠爱,让她逐渐忘乎所以,甚至荒唐地收安禄山为干儿子。要知道,安禄山的年龄实际上比杨贵妃还大。自此,安禄山青云直上,连任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与河东(今山西太原)三地节度使。三镇节度使可不是小角色,每个镇的权力、资源都不逊于宰相,而三镇合一,则等于掌握了庞大的北方军权。看看这三镇的地理位置,就能想象安禄山的势力范围有多么广阔。
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古话简直就是为安禄山量身定做的。他凭借玄宗的信任,控制了大唐北方的战略要地,却暗地里进行扩军备战、囤积粮草,撤掉三十二名汉将,换上胡人官员,并以托病不朝的借口回避皇帝的视察。种种迹象显示,安禄山已经做好了造反的准备。 公元755年十月,经过周密筹划,安禄山以清君侧、讨伐奸臣杨国忠为名,率领十五万大军直扑长安。叛军势如破竹,进逼长安门户——潼关。潼关地势险要,道路狭窄,由唐将哥舒翰严阵以待。叛军在关外屯兵半载,无法攻破关城。为保持联系,守军每天晚上点燃烽火,信号一路传到长安,显示平安无虞。 叛军攻关无果,郭子仪、李光弼计划北上攻打安禄山老巢范阳,希望潼关守军稳守关城。然而,杨国忠却反对守城,极力鼓动玄宗下令哥舒翰出战。杨国忠此举明显违背军事常识,意在让哥舒翰失败,好保护自己宰相的地位不受威胁。 按照《孙子兵法·地形篇》所言: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潼关外的狭路,叛军早已占据重兵,哥舒翰若贸然出击,必将陷入绝境。果然,二十万唐军一出关,便中了叛军精心布置的埋伏,仅剩八千人。哥舒翰本人也被俘。狭谷两侧高丘密林,叛军投石放箭,如同天灾般将唐军屠戮殆尽,二十万大军瞬间化作任人宰割的羊群。 虽然哥舒翰按命出击,最终失败,他的责任在于未能果断拒命,未能贯彻战场实际。但即便如此,他也展现出古代名将的忠诚与纪律——进不贪功,退不避罪。 潼关失守后,关内险要尽失,地方官兵纷纷弃城而逃。杨国忠深知安禄山一旦入长安,他必首当其冲,于是劝玄宗带着杨贵妃、皇子和皇孙西逃蜀地。途中,玄宗与随行将士及百姓历经艰险,方能幸存。民众更是将矛头指向杨国忠的专权,控诉朝廷明知安禄山有反迹,却未加防备。 玄宗行至马嵬驿时,将士们无法压抑愤怒,哗变发生,杨国忠被当场杀害。然而,他们仍不满意,要求连杨贵妃也一并处死,以断后患。玄宗虽然不舍,但在总管高力士劝说下,最终同意处置杨贵妃。留下千古遗憾: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 玄宗计划继续西逃,但士兵和百姓希望留下,抵御叛军。于是,他决定留下太子李亨安抚民心。李亨起初不愿留下,想陪伴父皇尽孝。然而,成千上万百姓请愿,要求太子留守,激励士气,收复长安。建宁王李锬与宦官李辅国拉住李亨的缰绳,劝他说服军心与民心,方能重振大唐。玄宗得知李亨坚拒,于是派两千精兵护送,并赐予爱马,交代留下的将士:太子仁孝,定能继承大唐帝业,请好好辅佐。在大臣再三建议下,李亨最终接受使命,前往朔方收复失地,一路整顿败兵,七月初九抵达灵武。大臣们认为,此地既可召集北方各郡兵力,又能征发河西、陇右骑兵,战略上极为有利,遂一致请求李亨继位。 李亨仍坚决拒绝,裴冕再三上书:将士跟随殿下前来荒凉之地,只为建功立业、辅佐殿下登基。若失望离散,将士涣散不可收拾。请殿下顺应军心民心,为江山社稷着想。裴冕连上五次书,李亨最终同意继位。公元756年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城南楼登基为帝,改年号至德,唐玄宗为太上皇,并大赦天下。他就是唐肃宗。 从整个过程来看,李亨的继位完全是顺应民意、军意,同时也是大臣们的建议和形势所迫,更得到了唐玄宗的理解与支持。由此可见,他的登基根本谈不上篡位,而是一场顺应天命、民心所归的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