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深得戴笠信任,为了便于执行秘密任务,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以侦缉队队长的身份公开活动。在此期间,他深刻体会到了侦缉队的黑幕,感慨道:侦缉人员包庇窝藏,坐地分肥,其中黑幕罄竹难书。
民国上海街头民国各大城市的地痞流氓、小偷强盗,都是有组织有地盘的。沈醉在上海任军统行动组长的时候,就了解到当地恶人也是分“帮派”的,有上海人组成的“本地帮”,也有苏北帮、安徽帮、浙江帮、广东帮等等。其中,本地帮控制老城区,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是广东帮的势力范围,英租界有一段时间是浙江帮控制的,十六铺一带属于安徽帮……
这些帮派较为松散,成员又分了不同的类别,有些人偷偷摸摸,有些人强取豪夺,有些人设局骗钱。旧社会当坏人也是要守规矩的,尤其是在大城市混日子,不仅要有地盘意识,还要学会和侦缉人员打交道。
有了侦缉人员的包庇,不管是偷盗,还是诈骗、抢劫、拐卖人口,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事后给侦缉队分钱就可以。侦缉人员默许甚至包庇犯罪分子,首先可以拿到一笔钱,更重要的是,一旦有权有势的人物丢了东西,侦缉队只要打几个电话,东西就会原物奉还。
民国上海盗贼有个规矩:三天不动赃。
沈醉沈醉回忆,上海南市有个小偷头子,四五十岁的年龄,绰号“阿狗”。此人非常厉害,手下有很多徒弟,自然也和侦缉队关系密切。
有一次,军统书记长唐纵到上海站视察工作,在老西门附近刚下汽车,走了还不到一条街,钱包就被偷走了。唐纵急坏了,因为钱包里不仅有现金,还有一个小笔记本,上面有重要资料。这东西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到,麻烦就大了。
唐纵立刻打电话给沈醉,让他寻找这个钱包。沈醉是侦缉队长,知道那是阿狗的地盘,于是直接打了个电话。第二天,阿狗就把东西送了回来,唐纵十分高兴,表示要见一见这个高明的小偷。
唐纵可能只是想看看,谁能无声无息偷自己的东西,也有可能将其大骂一顿。阿狗听到消息,苦苦哀求沈醉,说这一行真的最忌讳亮相。沈醉也没有办法,只能软硬兼施,让他把人交出来。
说来说去,阿狗终于答应,说当晚去他家,见一见这个徒弟。当天晚上,沈醉在阿狗家见到了一个还在读中学的女学生,她就是偷了军统局高官的扒手。这个十几岁的女孩跪地求饶,希望沈醉网开一面,沈醉于心不忍,于是回去告诉唐纵,扒手因为害怕已经远走他乡了。
若是普通人丢了东西,侦缉队自然不会去管,他们还要从中分些好处。一旦遇到达官贵人丢了东西,根本不用着急,懂规矩的小偷都会把赃物保存三天至一周时间,侦缉队打电话就立刻送回去。
再说一个例子,也是沈醉亲身经历的。
民国警察旧照解放前曾有一名大盗名叫王鹤,年龄大了之后蓄了长须,江湖人称 “王胡子”。这个人本领很高,飞檐走壁,专偷东南一带的大城市,目标都是住在高楼大厦的外国人和有钱人。他手下一群徒弟,不少都得了真传,横行无忌。
当时上海英法租界内很多洋房,都被王胡子的徒弟盗窃过,租界巡捕房也是一直抓不到人。后来有一年,龙华寺里的方丈室被盗,丢失了不少金银法器、玉佛,以及手抄的善本经文。
当时,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旁边,警备司令杨虎觉得此案有些大,如果找不回被盗的东西,自己面子上也过不去。于是,他把沈醉叫来负责此案。
沈醉到龙华寺查看现场,发现寺院四面高墙,院落很多,一般外人很难随意进入。所以,侦缉队员怀疑是内部人作案,于是把龙华寺翻了个底朝天,但一无所获。最后又查了一遍现场,才注意到围墙上的青苔有被人踩过的痕迹。
能翻越高墙入内盗窃,带着这么多贵重物品悄无声息地离开,一定是高手。于是,沈醉联系了城内几个善于盗窃的头目,让他们到现场看一看,知不知道是谁干的。看完之后他们直摇头,说本城之中没人有这本事,应该是外来的高手。最后有一个头目怀疑,可能是王胡子的徒弟干的。
沈醉打听到王胡子已经金盆洗手,隐居在杭州西湖边,于是登门拜访。王胡子态度和蔼,看着完全不像一个“江洋大盗”,他告诉沈醉:“徒儿们太不懂事,惹下乱子,实在抱歉。”沈醉也没想到,王胡子完全没有推脱责任,当场表示派人去调查,如果真是自己徒弟所为,一定物归原主。
离开了王胡子家,沈醉来到杭州公安局,一位督察告诉他,杭州从未有过这样的大案。为什么呢?因为杭州的豪门权贵都认识王胡子,王胡子和他们达成协议,自己安心隐居西湖边,暗中保护富贵人家的财物不被盗窃。
警匪勾结,在旧社会是常有的事情。
民国警察沈醉曾在常德警备司令部和洞庭湖警备司令部任稽查处长,当时常德城区很少发生大的抢劫案,但是城外的乡村集镇,却常常发生偷盗抢劫的大案。其实,城区不发生大案,是因为稽查处第一组组长胡葆文和附近盗匪关系密切,他不让盗匪进城作案,以免自己被问责。
那时候,沈醉也知道此事,大群匪盗在外作案,所得赃物都与胡葆文分赃。不过,沈醉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城内不出大事,能向上级交代就行了。
后来有一天出事了,军政部的官员家属乘船路过,遭匪徒抢劫,丢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军政部丢了面子,自然十分生气,限期破案。沈醉得到命令,知道此事不能耽误,就带人来到了胡葆文的家中。
当时,胡葆文正在和几个人大吃大喝。沈醉说明来意,胡葆文当即表示,自己知道此事,愿意退还部分赃物,并且交出两个“从犯”。沈醉思考片刻,觉得可以谈谈条件,于是告诉胡葆文,以后要保证城区不出任何事。
胡葆文爽快地答应了,交出了部分赃物,又找来两名从犯认罪。沈醉问了一下,这两人只是附近的农民,没有参加抢劫,只是奉命搬运了赃物而已。盗贼一定是软硬兼施,让他们出来顶罪的。可怜了这两个农民,很快就被枪毙了。
胡葆文本是侦缉人员,却成了盗匪的保护者,这是怎样的荒唐?
沈醉在上海还认识一个老侦探,名叫顾纪生。此人死后,他的养子和外甥打官司,争夺家产。报纸报道,顾纪生留下了40多万的遗产。当时顾纪生每月薪水60元,这些钱都是哪里来的?想必大家都能猜到吧。
后来沈醉了解到,顾纪生除了坐地分赃和敲诈勒索外,还通过栽赃陷害的方式捞钱。
顾纪生的手段,确实让人大开眼界。
民国警察原来,他手下养着不少盗贼,这些人会把一些贵重的赃物,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商店或者有钱人。购买人虽然明白是赃物,但看到价格很低,也就贪便宜收下了。没几天,顾纪生就会带着盗贼过来,收缴赃物。
购买人往往还没来得及处理赃物,被抓了现行,顾纪生就会诬陷他们为“窝主”。顾纪生手下的盗贼再“咬”一口,购买人就百口莫辩了。真要是和盗贼勾结在一起,就什么都说不清了,他们只好掏钱消灾,有些甚至倾家荡产。
顾纪生也很聪明,他栽赃陷害的目标,都不是上海有权有势的人。比如有一家杂货店,老板刚死没多久,老板娘负责经营。顾纪生私下联系店里的伙计,让他从盗贼手中低价进了几批货。
之后,顾纪生带人突击检查,发现了大量的赃物,于是把老板娘抓走了。老板娘在上海没有什么关系,没人愿意帮她。最终,老板娘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这家店也成了顾纪生的了。
利用这些手段,不到十年时间,顾纪生在上海拥有了十多处房产,大量钱财。但是他十分低调,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么有钱。要不是他的养子和外甥打官司,大家还以为他就是个普通侦探呢。
沈醉回忆,这种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警匪勾结在民国十分普遍,老百姓深受其苦。所以,在那个时代,侦缉队根本就不是为民众服务的,他们勾结匪徒坐地分赃,利用职权欺压百姓,只有达官贵人出了事情,他们才会尽心去办案。
正因为有这样的侦缉人员存在,城市中的盗匪才会这么猖獗,他们根本不怕被抓,因为侦缉队就是他们的后台。所以,他们可以在势力范围内大肆盗抢,但老百姓毫无办法。
最后要说的是,电视剧里的民国上海,十里洋场醉生梦死,谈情说爱一片祥和,实际上并非如此,只有极少数的达官贵人能过上那样的生活。大多数的老百姓,想都不要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