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建时，李渊手中仅仅掌控着关中与巴蜀两地，算不得全国政权，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势力。于是，当李渊登基称帝，册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并大封功臣之后，他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决定由谁来统领军队，一举完成全国统一。问题显而易见——究竟该把兵权交给谁？

李建成？显然不合适。毕竟他是太子，李渊不可能把未来皇位的继承人直接派去前线冒险。外姓功臣？同样不可能。李渊自己篡位上台，而且过程几乎顺风顺水，从出兵到称帝，仅用了一年时间。他深知外姓功臣虽有现成模版可循，但终究难以信任，总得防着他们暗生异心。既然太子不行，外姓功臣也不可靠，那最理想的选择，自然只能在李世民、李元吉以及宗室的堂兄弟、侄子们之间挑选。古人常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道理就在这里。

然而，李渊既然能预见外姓功臣的潜在威胁，也必然明白，宗亲和子嗣同样不能完全放心。他绝不可能将兵权全部交到李世民手里，然后自己光杆司令。于是，李世民初掌兵权时，李渊在背后暗自安排，制造矛盾，让李世民、李元吉，以及堂弟李神通、堂侄李道宗等人分掌兵权，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以确保任何一方都无法威胁到他。可人心与能力总有差距，李世民明显比其他人强上一个层次，最终宗亲们征战的成果，全被李世民独揽，他获得了朝内文臣与武将的广泛支持，而其他人根本无法与之匹敌。

事实上，当李世民几乎一手打下天下时，李渊的地位也随之变得微妙。他必须痛下决心，否则不仅太子李建成的地位难保，连他自己作为皇帝的位置也会岌岌可危。然而，可能正因唐朝建立的过程过于顺利，李渊自觉天命在身，心中产生了轻视问题的错觉。他以为稍作微调便可控制局势。再加上突厥常常骚扰关内，让他不得不倚重李世民的军事能力。

于是，李渊上演了一出拙劣的政治把戏——让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互相对抗，而自己则居高临下、坐山观虎斗。从这一策略也可看出，李渊对李建成同样心存防备。关于李建成，历来有人替他辩护，说他虽军功有限，却在后方稳固政务、保障前线粮草供给，功绩可比萧何、韩信，堪称历史上最有贡献的太子之一。唐廷内部，中低层官员被李世民渗透，但高层官僚对李建成的忠诚度一直很高。这些观点确有道理，但有一点不容忽视——李建成被杀时，他的亲卫几乎无人挺身而出，所谓支持他的高层也翻脸比翻书还快，真正为他殉心的人寥寥无几。

从李世民掌控洛阳开始，他的司令部便成为李唐政权运转的核心。李渊与李建成，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与太子，但在实际运作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有可无。尤其是李建成，因军功不足，威信自然有限。即便他顺利登基，反而可能引发政局动荡。也就是说，李建成表面上优秀、势力强大，获得文官与世家的支持，不过是表象而已。他如同建文帝，名义上高高在上，实际上并无多少真正拥护者；一旦失败，便会迅速被世人遗忘。

那么，既然李建成被默认为储君，为何李渊仍将重兵交给李世民？原因在于唐朝初建，四分五裂，李渊既想承接隋朝正统，又必须派兵统一全国。然而他自己不便亲征，又不信任外姓功臣，只能交给宗亲。随着征战逐渐扩大，李世民坐大，威胁到李渊。可或许因为创业过于顺利，李渊心态轻佻，觉得李世民不过是二十岁少年，无法掀起风浪，因而掉以轻心。殊不知，他对李世民的压制，实际上只是李世民顾及面子，不愿轻易掀桌的结果。实力摆在那里，李世民早已尾大不掉，想当皇帝完全可以撕破脸皮。李世民之所以选择争太子，仅是因李渊已称帝，他不得不走一个程序，以维持孝道和面子。古人讲孝道，刘邦称帝时，父亲上前要行礼，吓得刘邦封了太上皇，孝道在古代一直重要。李渊要不是亲爹，早就可能被李世民压过水面而灭亡。

然而，即便李世民选择坐下来玩政治，在长安的李渊与李建成的大本营，单靠有限的政治手段，仍无法遏制李世民的行动。李建成被逼得节节败退，必须依靠诬陷等手段才能稍微压制秦王。最终，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翻脸，玄武门之变随之爆发。玄武门之变堪称奇观：李建成以太子身份经营长安九年，李渊偏袒太子党，安排守卫皇宫的十六卫部分职务给他们，李元吉更兼门下省侍中、左卫大将军，直接监管禁军调度。李建成自家的长林兵也获准屯驻皇宫北面。然而，这些部署最终毫无用处。李世民在动手前轻而易举买通玄武门驻军，将李建成和李元吉一举剿灭，秦王党全副武装进入玄武门，将李渊软禁，整个过程毫无信息泄漏，仿佛李渊与李建成从未在长安扎根过一般。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李建成根本不是李世民的对手。无论如何替他翻案、拔高他的能力，即便联合李元吉和李渊，也玩不过李世民的手段和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