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元年：随着成宁六年（280年）三月十五日孙皓的投降，经历了九十年的纷乱，天下终于重归一统。这一刻，不仅是晋祖和父辈的夙愿实现，也是万民翘首以盼的太平盛世到来之时，人下无穷人的贺词在宫廷内外回荡，喜悦与期盼交织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四月乙酉（29日），晋武帝正式改元太康。五月庚寅（4日），正如序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他隆重举行了接见孙皓的仪式。九月庚寅（6日），群臣恳请晋武帝进行封禅大典，但晋武帝坚辞未允，使这份神圣礼仪暂时搁置。

太康元年（280年），在完成天下统一的大业后，晋武帝迅速施行了两项重要政策：一是撤销州郡兵，二是推行户调式。两者虽各自独立，却在国家治理蓝图中相互呼应，展现出晋武帝心中理想的和平时期国家形态。撤州郡兵的政策具体而言，大郡设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其余的州郡兵一律裁撤，归入民务。对此，山涛、杜预曾提出不同意见，交州牧陶璜也以岭南地区特殊情况反对。事实证明，后来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地方缺乏应对突发盗贼的能力，州郡军备的废除被认为是主要原因，因此这一政策在历史上多被批评为居安思危不足的举措。然而，如果从晋武帝的初衷来看，他的目标是将州刺史、郡太守从战时武职转回和平时期的民政官，同时地方也并非完全没有军事力量。在外族入侵或盗贼肆虐时，主要依赖驻扎长安、许昌、邺城等要冲的都督出征，如果局势更加紧迫，则动用洛阳禁军。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考察，导致西晋灭亡的战乱原因，并不能简单归咎于去州郡兵，反而更应关注两年后发生的重大事件。

另一项政策——户调式，则是在天下一统、敌国孙吴灭亡后，为国家土地制度及税制设立的新规。所谓占田制、课田制，主要针对郡县掌握的编户民，即自耕农。按规定，丁男可申报七十亩土地并获官方认可，其妻三十亩，总计一百亩，即一顷。官员则依品级占田，高官可获远超平民数十倍的土地：一品官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官十顷。课田制的对象还包括原电田民，自汉末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在许县开设电田起，此制度便已存在。典农部辖下的直辖民屯主要集中在曹魏五都周边：许昌、邺、洛阳、长安等地。军电则多分布在邻近对吴、对蜀作战前线的准河流域、关中、陇西等地。军屯在魏晋革命之际废止，民电则在平定孙吴后废止。

根据课田制，原国有土地的佃农获得土地：丁男五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丁女二十亩。赋税方面，一般编户民需交租与调。然而更重要的是，如川胜义雄所言，户调式反映了晋王朝的统治理念。国家与课田民的关系，类似贵族与佃客的关系。官员的占田规定，则体现出魏晋贵族自我限制的精神。在户调式中，阶级支配关系与共同体关系并存。汉魏时期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与户调式所展现的国家，正是贵族社会下国家运作的生动写照。川胜氏的分析宏观而细腻，将魏晋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联系得极为紧密。

太康元年的天下太平虽已实现，但乌云很快聚集。太康三年（282年）十二月十三日，晋武帝下诏，命齐王司马攸归藩齐国。齐王司马攸，字大猷，是晋武帝同母弟，年龄相差十岁。幼时被人称岐嶷，长大后又以清和平允闻名。他亲近贤人，博学多才，尤善尺牍书信，备受时人仰慕。司马攸的能力与名望甚至高于司马炎，司马懿亦对其器重。因司马师无子，司马攸出继为嗣；讨伐王凌时，他随军征战有功，封长乐亭侯，并继承司马师爵位，封舞阳县侯。司马攸与司马师后妻羊徽瑜同居别馆，侍奉后母尽显孝顺。

官职上，他曾任散骑常侍、步兵校尉，晋朝建立后，又任卫将军、骠骑将军、镇军大将军，成宁二年（276年）拜司空，成为三公之一，兼侍中、太子太傅，积极参与朝政。在晋武帝看来，司马攸是朝廷的重要依靠，但同时也是太子司马衷的潜在竞争者。司马炎对其隐含戒心，因而决定令其归藩。

司马攸接到归藩诏书后，心情极为郁闷。司空府主簿丁顾以姜太公、齐桓公的例子安慰他，但司马攸冷冷回应：吾无匡时之用，卿言何多。朝廷内外对这一决定纷纷表示惊讶与失望。王浑更上书劝留齐王，称其才德堪比姜太公、周公旦，应承担辅政重任。他指出，晋武帝因猜忌而外放司马攸，反映了舆论评价与执政者选择之间的脱节，此举对士大夫士心影响深远。随之而来的，是朝臣们纷纷上表谏言，包括扶风王司马骏、李熹、羊琇、王济、甄德、向雄等。 扶风王司马骏，晋武帝叔父司马亮的同母弟，当时驻关中，任骠骑将军，备受宗室器重。李熹曾任太子太傅，后退居二线，拜光禄大夫、特进。羊琇为景献皇后的堂弟，担任中护军及散骑常侍十三年，掌握禁军机密。王济为侍中，王浑之子；甄德为侍中，原曹魏外戚，后效力司马氏。王济、甄德皆娶皇室女子为妻。向雄为河南尹。羊琇甚至密谋欲除掉鼓动晋武帝的杨珧，以维护齐王司马攸的地位。王济与甄德则让妻子常山、长广公主入宫，跪地流泪请求留齐王。 然而，晋武帝对这些谏诤置若罔闻。他撕碎王浑奏书，拒听扶风王司马骏、李熹的规谏，羊琇被贬为太仆，王济、甄德的妻子劝谏也激怒了晋武帝，他怒道：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最终，王济、甄德被调任为国子祭酒、大鸿，以示惩戒。整个事件，不仅显现了晋武帝对权力的控制，也反映出朝廷内部的人心动荡与政治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