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4月3日,旧历二月二十七,清朝礼亲王世铎向朝廷呈上了一份颇具前瞻性的奏折,建议兴办海军。他在奏折中详细阐述了海防所需的现代装备:洋制枪炮、水炮台以及水雷,这些都是迫切需要采购的。至于铁甲船,他指出目前船质笨重,不适合直接驶入港口停泊,且每艘铁甲船的造价高达百万两之巨。因此,他建议先由沈葆桢购入少量样船,实地考察其性能与实用价值,如证明有利,再逐步续购。世铎的语气中透着谨慎与务实,他既关心国防的现代化,也在意财力的合理运用,显露出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忧虑。
同一天,通政使于凌辰在海防大讨论中上奏,对兴办海军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与其在海上争利,不如先修备陆战力量;稳固士卒的忠诚与战意,远比依赖洋人之巧技更为重要。于凌辰的言辞中充满了对传统防务观念的坚守,以及对外来技术的不信任,他的立场显得保守而谨慎,但也体现出一种对士兵心志的关怀。 与此同时,总理衙门的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在同一讨论会上,也上奏反对建造轮船。他指出,所谓造兵轮、撤艇船,名义上是为了设防,实质上却是自我削弱防御。王家璧更直言丁日昌如此谋划国家,不知其真实居心何在;铁甲船虽然在外国已有试样,但中国若贸然效仿,未必能成功。他的言辞尖锐,带着对国家战略方向的深刻质疑,同时反映出对引进洋制武器的谨慎与担忧。 1895年4月3日,旧历三月初九,清廷的军机大臣向光绪皇帝上奏了日本提出的和约底稿条款梗概。这份奏折标志着清廷在外交层面面临重大压力,也折射出当时中日关系的紧张局势。条款梗概的呈递,让皇帝得以全盘了解对方条件,为下一步的决策提供参考。同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则指示次官林董,将和谈条件透露给英、美、法、俄等国公使。这一举动显示出日本在外交上采取多方牵制策略,意在获得国际支持与压力平衡,从而在和约谈判中占据主动。陆奥宗光的做法体现了外交手腕的老练,也让清廷在谈判桌上的压力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