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下半年,东北局势持续恶化了一年,国民党在东北的50万军队仍然抱着困兽之斗的想法,将兵力集中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座坚城之中。虽然东北野战军在整体实力上占据优势,但面对分布在三城数十万的守军,也无法同时对三地发起致命打击。因此,如何确定攻击次序,成为了野战司令部和中央军委慎之又慎的关键课题。东野方面倾向于先攻长春,而军委则主张先攻锦州,以封锁东北为上策。那么,为什么三座城市中从未有人提出先攻沈阳呢?原因可从战略和战术两个角度来解析。
首先,沈阳的攻坚难度极大。国民党50万兵力分布在三座防御坚固的城市中,无论进攻哪一座,都将付出惨重伤亡。攻城战与野战截然不同,长期火力处于劣势的解放军虽在东北取得主动权,却缺乏攻打大城市的实战经验。此前,华东野战军山东部队攻下守军10万人的济南城时,自身伤亡便达2万余人,而东野在大规模攻坚战上尚未有出彩案例。因此,针对沈阳这样的大城,必须精心研究作战方案,谨慎决策。相比之下,锦州由范汉杰守军15万把守,长春由郑洞国10万守军镇守,这两座城市的攻坚难度显然低于沈阳。而沈阳则不同,它是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的驻地,廖耀湘第9兵团、新1军和新6军均为国军精锐部队,城及周边守军达30万之众。如果东野一上来就硬攻沈阳,胜算极低。事实上,即便到解放战争结束,也未曾出现解放军对一座守军30万的大城市发起正面强攻的战例。 其次,沈阳的地理位置也不适合作为首攻目标。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城市中,长春位于最北端,锦州最南,沈阳则居中。若先打沈阳,从战略布局上便显得不合逻辑。中央军委与东野司令部需要考虑的是,是先封锁东北,还是先解决相对薄弱的敌军。如果先攻沈阳,即便成功歼灭大部分守军,也可能促使锦州的敌军决意撤退东北,这将与我军整体解放东北的战略相悖。以100余万兵力围歼50万守军,并非胜负的问题,而是要确保国民党军无法退往华北或华东,为随后关内战事创造条件。因此,若先攻沈阳导致锦州15万守军逃脱,不论胜败,对我军而言都是不划算的。最后,应采取引敌出城、以野战歼敌的策略,而非硬攻沈阳城。为最大限度减少东野部队伤亡,30万国民党主力尤其是廖耀湘第9兵团,不宜正面硬碰。诱敌出城后再行歼灭,可大幅削弱其战斗力。辽西决战的实战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锦州、长春守敌及第9兵团被消灭后,解放沈阳便不再困难。通过这样的策略,东野既保全了自身实力,又高效完成了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