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朝末年的东林党,多少人先想到的是清流君子这类词。说实话,表面看确实像。但若把时间的镜头拉远,你会发现,这些人留给大明的,不是起死回生的药方,而是一道比一道深的伤口。历史没有留下他们误国的罪状,这并不稀奇——笔杆子捏在人家手里,白纸黑字,还怕写不干净吗?可现实摆着:东林党掌权之后,大明非但没有变好,反而垮得更快。当然,这不全是他们的锅。那时候的大明,早已被内外夹攻:关外,后金坐大,兵锋直逼山海关;蒙古各部虎视眈眈;连一向恭顺的朝鲜,也倒向了清廷。军饷像无底洞,把国库抽得干干净净。关内呢,天灾一场接一场,赤地千里,农民活不下去,起义的烽火到处点燃。在这种节骨眼上,东林党交出的答卷,实在令人皱眉。
万历三十二年,原吏部郎中顾宪成丢了官,回到无锡。在地方官的资助下,他进了东林书院,开始讲学。说是讲学,不如说是一群失意文人聚在一起,骂骂时政,评评人物。当时的万历皇帝常年不上朝,朝堂乌烟瘴气,民间的怨气已经压不住了。于是书院里除了书声,更多的是叹息、牢骚、忧国忧民的悲愤。久而久之,这些声音传了出去,江南的富商巨贾、朝中的失势官员、地方上的名流士绅,纷纷靠拢过来。东林党这个名号,就在这股声浪中诞生了。他们最早跟人斗,是为了京察——官员考核,争来争去,谁掌权谁整人。后来又卷进太子的废立,再往后,跟魏忠贤的阉党斗得你死我活。说句公道话,早期这些人里,确有几分真性情。可理想的种子,种在权力的土壤里,长出来往往不是庄稼,而是杂草。 一边是农民饿得东倒西歪,一边是商人富得流油。东林党人满嘴以农立国,理直气壮地免商税、加农税。江南的盐商、茶商、绸缎商,哪个不是赚得盆满钵满?可他们在东林党眼里,是朋友,是同盟。农民算什么?交税就行。再加天灾频繁,田里颗粒无收,官府逼税,农民只能放下锄头,拿起刀枪。讽刺的是,大宦官魏忠贤,名声臭到家了,贪得无厌,什么缺德钱都敢拿。但天启年间,他至少还能从牙缝里挤出一点军饷,送到辽东前线。到了东林党人清高起来的时候,商税不收了,矿监废了,国库空了,辽东的兵卒连盔甲都穿不上了。这到底是清流,还是另一种浊流?大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崇祯上台,满怀中兴的梦,可耳朵里听的全是东林党人的漂亮话。废除矿监,停掉商业税,加派农业税——每一招都像是在给大明的棺材钉钉子。对内,他们学起了阉党的手段,把其他党派一一踩下去,朝堂上只见自己人,不见真话。对外呢,一筹莫展,只会加辽饷剿饷练饷。这钱从哪里来?还不是从农民骨头里榨油。榨不出油,就逼造反。李自成的队伍越滚越大,崇祯的眉头越锁越紧。等到北京城破,崇祯在煤山上吊,末了留下一句文官个个可杀。那些东林君子呢?闯王来了,他们跪迎闯王;满清来了,他们又降了大清。只要换上新的老板,照样锦衣玉食,照样高谈阔论。当年的气节,在改朝换代的酒杯里,早就泡得没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