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死士，并非仅仅指门客中的一类人，更像是那些身怀绝技、忠义双全，愿意为自家大贵族的利益献出生命的秘密武器。他们既能辅佐主公运筹帷幄，又能潜伏敌后，完成致命的暗杀任务，是门客中的精英中的精英。 西汉时期，随着国家机器日益完善，王室贵族大规模豢养门客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那些游走在法律边缘，如同郭解一般，以侠义之名威胁中央集权，以及他们身后的门客，也成为了朝廷重点打击的对象。 最终，那些高高在上、恃才傲物的门客，与他们赖以生存的贵族势力，都难逃被清理的命运。 东汉王朝对王室贵族豢养门客的打压更是毫不手软，仅仅一天内就处决了沛王刘辅的大批门客，场面触目惊心。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人的价值观念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最初，能够成为地主的人大致分为两类：拥有权势的人和精明的商人。 但随着汉武帝刘彻推行盐铁专卖，集中在煤业和盐业等行业的商人纷纷倒闭，损失惨重。 汉朝中后期和东汉王朝时期，随着农业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商人阶层的全面衰落，土地资源的商业流通能力反而大大降低。到那时，土地使用权的首要转移方式就变成了武力兼并：皇族队伍、高官、军阀等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大人物，利用手中的力量，强行掠夺土地资源，再通过收取地租来积累财富，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这便开启了一个大人物世族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通过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大人物世族生活的奢华与精致。每一个田庄都像是自给自足的微缩社会，生产标准极其细致。除了详细描述了基本农经济的运作模式外，还提到了庄园主如何利用市场价格波动，进行粮食、丝绸、棉布等商品的交易活动。

这种看似神秘的人物，在北京的洛阳市竟然真实存在，这表明了朝廷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已经开始松懈。曾经被视为重点打击对象的民间侠客和恶少，又重新成为了控制底层秩序的关键力量，即使在洛阳这样的政治中心也能嚣张跋扈。虽然侠客阶层，包括死士在内，在汉朝后半期重新活跃起来，但真正帮助司马懿父子发动政变的关键，并非他们，而是那些效忠于家族的私兵。 这些大人物世族往往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其根基在于他们垄断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而土地上辛勤劳作的百姓，则成为了他们荫庇的对象，被划分为部曲和田客。这些附庸人口平时耕种田地，战斗时则会化身为私兵，保卫家族的利益。如果战斗表现出色，还能获得免除家租的优厚待遇，甚至有机会在家族内部获得晋升。 在战乱频仍、市场经济萧条的时代，一个普通人如果依附于足够强大的势力，不仅能确保生存，衣食无忧，还能通过战场上的功劳来实现阶级的跃升。 三国时期，曹操起兵的根本动力，就来自于那些大族拥有的私兵。曹操出身于沛国谯县的豪强家族，因此在举兵时，他凭借着曹仁、曹休等人的力量，迅速拉拢了近五千人的私兵，成为了他最初的资本。李典、许褚等曹营的重要将领，也都是各大家族、坞堡主带上自家私兵加入曹军。 军阀割据江东地区的孙吴部队同样充斥着私兵的气息，就像一个以江东世族为骨干组成的军事联盟。孙坚、陆逊等人出身卑微，他们能在这片土地上立足，一方面借助了袁术的政治庇护，另一方面则依靠着淮泗集团的支持。然而，陆逊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张旗鼓地诛灭了江东地区的世家豪族，引来了广泛的敌对，最终死于暗杀。

陆逊去世后，曹操采取了一种边打边让、共同执政的策略，以应对内部的山越等势力和外部的曹军集团。这使得曹操的势力得以稳固和扩张，也加速了孙吴政权的整合。 在这一过程中，曹操不得不承认江东地区世家豪族的地位，并将他们掌握的兵权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大概建安末期、黄初初期，孙吴名将的军队在他们去世后通常会由他们的子弟来继承。 因此，三国、两晋时期，向大族家中雇佣私兵几乎成为了家常便饭。作为河内地区的一方霸主，司马氏自然也会拥有一支庞大的私兵队伍。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时，三千死士中的大部分都是司马氏的私兵。司马师在司马懿的指示下豢养的三千死士，平时都散布在民间，等到司马懿准备发动政变时，才突然出现。 此时，为了让司马师出任中护军，司马懿设计了一场政治演变，司马师成为了中护军，承担着禁卫军的选拔和管理职责。 最初，根据魏初设置的护军制度，护军负责监督和选拔人才，位于中军之中。但当司马师出任中护军时，这个岗位的权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成为了仅次于中军都督的重要职位。因此，司马师手中的三千死士更可能是他利用中护军的权力培养的忠心耿耿的心腹，他们旗下还拥有一批精锐的士兵。高平陵政变时，司马懿一方绝大多数的参与者，都以豪强的私兵身份出现，这在当时的大族之间是很常见的现象。 当然，这些私兵肯定会伪装成普通百姓，以防引起注意，因此通常不会携带武器。当司马懿宣布发动政变时，他的队伍几乎没有武器，必须先夺取武库，而夺取武库则需要攻入曹爽的将军府。虽然曹爽的家族几乎倾巢而出，前往高平陵，但将军府内仍然驻扎着一部分私兵，曹爽的家将早已带着数十名弓弩手做好准备，司马懿的政变队伍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寸步难行。 幸运的是，将军府内有一位名叫孙谦的名将，也许早已被司马懿收买，也许慑于司马懿的威望，竟劝说这些弓弩手放箭，使司马懿的队伍得以顺利通过，攻占了武库。司马懿父子俩的私兵死士这才开始真正拥有了控制东都洛阳的能力，并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控制了整个城市。可以明显感觉到，东都洛阳内的各大家族，不仅都豢养私兵，而且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总的来说，比司马懿发动政变时更加混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政变是否成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政变成功后对权力中心的掌控以及随之而来的善后处理，同样重要。司马懿父子俩能够通过政变控制东都洛阳，除了司马家族在河内地区长期经营，根深蒂固，能够调动大量的私兵之外，更重要的是司马懿的声望和军事经验，以及司马师在中护军职位上的巧妙运作。 然而，经过多年策划的这次政变，归根结底也不过是控制了北京洛阳，距离彻底掌握国家实权还差得很远。尽管如此，撤编郡级机构、限制地区中层官员在高级官员选拔中的权力，都严重侵犯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庄园经济盛行，世家大族备受尊崇的时代，这种改革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另一方面，为了提升自身一系的政治声望，曹爽对蜀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入侵，结果在兴势对决中惨败于汉将刘宏，损失惨重，反而进一步降低了自身的声望。因此，司马懿在发动政变之前，世家大族已经对曹爽集团公司普遍不满。当时，太尉蒋济、司徒高柔、太仆王观等元老级，在司马懿发动政变后立即与他紧密合作，高柔、王观等人利用自身的经验和声望，成功控制了驻扎在洛阳的禁军。 这些老臣都是三国曹操时期出仕的，经验丰富，与司马懿颇为相似，门生故吏遍布朝中。他们的选择，代表着朝廷官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支持司马懿，或者保持中立，而支持曹爽的人则反倒成了少数派。毫无疑问，曹爽一系激进派的创新和曹爽自身的蛮横专断，已经让大部分的诸臣，尤其是受到严重侵害利益的世家大族，都选择站在曹爽集团公司的对立面。 正因为如此，司马懿的政变渡过了最初的危机期后，便获得了对曹爽集团公司的决定性优势。当时，桓范从东都洛阳内逃离，曹爽集团公司正在紧急商讨如何应对这次变故，桓范建议调遣军队与司马懿一战。然而，参与曹爽集团公司决策的关键成员，都对桓范的建议持沉默态度。 尽管曹爽性情柔弱，但他除开桓范外，几乎无人敢于冒险。除了司马懿在军事上的声望之外，东都洛阳内的元老级以及他们身后的世家大族普遍对立的心态，也是没有人敢听从桓范建议冒险的关键原因。因此，司马懿派遣宰相陈泰、曹爽亲信尹大目等人劝谏曹爽，最终是政变的关键参与者之一蒋济出面做担保，曹爽在舍弃兵权后得以以富贵闲人的身份度过余生。然而，等到曹爽真的舍弃兵权后，司马懿却露出了自己隐藏多年的真面目，他忘恩负义，曹爽集团公司核心成员都被诛灭三族。

何晏在曹爽当政前期颇受赞誉，但由于与曹爽的亲信丁谧关系不睦，此时已经与曹爽集团公司疏远，同样被诛灭三族，许多当今的学者认为，这主要源于司马师对何晏的嫉妒与恐惧。而那些参与政变并为曹爽等人担保的老臣，也难逃被诛灭的命运。人们常常认为曹爽愚蠢至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他被诛灭三族的结局倒推整个过程。当时的太尉蒋济、陈泰等参与政变的绝大多数元老，都将此次政变视为世家大族团结一致，罢黜专断独行、侵害他们利益的晚辈曹爽集团公司的一次以攻为守的行动。 在汉献帝刘协、曹奂、刘蝉、孙皓那样的亡国之君都能以皇室身份善终的时代里，舍弃权力，积极认输，以皇室或豪门翁的身份度日，并非天方夜谭，反而是一种常态。曹爽和蒋济都想不到，司马懿在做为魏初的纯臣，并且已经即将安享晚年之际，居然会不顾一切颜面和原则，选择以曹爽集团公司全族的生命，来终结自身篡权的野心。